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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最大的、擁有近2000人的行知打工子弟學校的創辦人李素梅，原本是個民辦教師，1993年起在京打工。回憶創辦學校的過程時她談到：“我的孃家兄妹於1990年左右都紛紛到京務工經商，他們最大的憂慮是子女受教育難。送回家鄉入學無人監護，拖帶在身邊想進北京當地學校就讀，又交不起贊助費，欲爲子女入學舉家回遷而放棄在京打工掙錢的機會又於心不忍。焦急無奈之際，他們懇求我自發辦學，讓親戚家的孩子也有學可上。大夥幫我在菜地裏搭了一間窩棚權作教室，用磚頭、木板壘起桌凳，打工子弟小學就這樣開辦起來了。”
後來一些人看到這些學校的運作，通過學費可以回收投資，不僅可以自負盈虧，同時還有利可圖，這塊教育市場因此成爲爭奪地，甚至出現惡性競爭的情況。
在肯定打工子弟學校滿足了外來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打工子弟小學的教育方式極不規範、教學質量很低，有許多僅維持在爲孩子們脫盲的低水平。
絕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的校舍都是簡陋破舊的平房、簡易房，用石棉瓦或木板拼建而成，或由庫房改建成臨時教室。學生用的桌椅，多是以低價買來的北京市公立學校的二手貨，高矮都不配套。有的學校處於創校初期，由於資金緊缺，在磚頭上架塊木板便算是桌凳了，嚴重影響學生的身心發育。由於是私人投資，爲了節省房租費用，教室內學生座位擁擠，最多的一班有84人。
教室沒有考慮到上課的採光設計，有些教室甚至連窗戶也沒有。陰暗擁擠的教室冬冷夏熱。冬天生着一個小煤爐，夏天教室裏滿是汗酸味。由於擁擠、不通風，學生們特別容易互相傳染上腮腺炎及流行性感冒。在飲水與衛生設施方面，多數學校沒有提供學生飲用水，有的學校校內沒有廁所，學生只能使用外面的公廁。
大部分學校沒有供孩子們活動的操場，有操場的也只是一片黃土地，只有部分學校有一些簡單的體育器材，最常見的是用破舊的桌子充當的簡易乒乓球桌，連球拍都是以舊課本或小木板來替代。這僅有的、簡陋的體育器材成爲學生放學後願意留在學校的重要因素之一。放學後，他們主要的遊樂場是菜地、窄小的巷弄等。
今年秋季開學伊始，北京豐臺區對打工子弟學校驅逐取締行動中一個明確的理由即是：此類學校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個別打工子弟學校也確曾發生過中午在校就餐的學生食物中毒的事情。
據瞭解，在這些打工子弟學校裏，師資基本上是民辦教師、公辦教師、無教師經歷者三分天下。一些學校的教師更是高中或中專剛畢業的學生。某民辦學校的校長也承認：“學校的經費緊張，教師工資一般也比較低，這樣自然很難吸引到高水平的教師”。有不少辦學者以盈利爲目的開辦了民工子弟小學，師資東拼西湊，老師也拿不出教師資格證書。一些教師不僅教學水平差，而且沒什麼責任心。每年除了收學費時，從不與家長聯繫。
即使面對如此簡陋的辦學條件，流動兒童的家長們仍十分滿足：如果沒有這種學校，這些孩子就失學了。在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中，許多人有過短期輟學的經歷，超齡入學的現象也很普遍。
幾乎所有的學生家長都不能不考慮經濟因素。北京的流動兒童學校，一般的收費每學期在300元左右或每月60元。而就讀公立學校，根據有關規定，非本市戶口學生除了繳納規定的書雜費用，另外收取借讀費用，小學階段爲每學期每人600元，中學階段爲1000元。但實際的情況是學校收費比教育部門規定的標準要高得多，收費名目繁雜，最普遍的是贊助費，而贊助費的多寡與學校的質量和辦學條件、地理位置相聯繫。高的能達數萬元，低的也有數百元。
有許多學生捨棄了在公立學校讀書的機會，轉到流動兒童學校。一位家長談到，公立學校除了上述借讀費、贊助費、書雜費，平時還有許多其他開支：如校服費、活動費(如春遊、秋遊)、輔導費(課後英語班、作文班)、班費等。這些開支往往更令家長捉襟見肘。另外，在公立學校借讀的流動兒童，由於戶口不在當地，往往被另眼看待。沒有學籍，成績不計入教學考評，並且無機會參加評三好和一些競賽，孩子們在心理上感到受歧視、不平等。
讓孩子不做新文盲的最合適選擇只能是進“打工子弟學校”。行知學校校長易本耀說，這些孩子在非法求學，辦學者是在非法辦學，可是孩子總得讀書，讀書是硬道理。
中國農村社會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的社會學學者徐魯平表示，雖然現在北京、上海對這些學校基本上是不予註冊的，也不予管理，但這種學校的產生是不合法但合理的。此類學校有這麼多生源，說明了社會有這種需求。
經濟學家汪丁丁也撰文指出：打工子弟學校具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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