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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的“A”，像極了山峯的模樣。
2002年8月7日，北京大學山鷹社登山隊A組，5個年輕的生命永遠地留在了西藏自治區聶拉木縣境內的希夏邦馬西峯上。
死亡是每一個登山者都必須要面對的，但是，當死亡真正變成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它帶來的痛苦與悲傷卻始終是無可名狀的。
本文作者是5年前那支登山隊的成員，親歷了山難，切身感受着巨大悲痛帶來的情緒起伏，也在默默承受和化解着突如其來的心理創傷。
事件回放：
2002年8月7日中午，北京大學山鷹社登山隊A組隊員林禮清、雷宇、楊磊、盧臻、張興佰在海拔6700米處遭遇突發性雪崩，與本營失去聯繫。8月9日，B組兩名隊員發現雪崩現場，搜索到兩具遺體。8月19日，由專業登山隊員組成的搜救小組發現了第三位遇難隊員遺體，並推測其他兩具遺體在較深的雪層中——至此斷定，北大遭遇雪崩的5位登山隊員全部遇難。
當第一次有隊友清楚地告訴我“A組沒了”的時候，我的腦海裏一片空白。高原反應與心理打擊雙重刺激着我，只記得在2002年8月8日那個在海拔6800米雪原上的夢裏，A組的5名隊友結伴出現在我的眼前，那樣真實，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總以爲時間可以沖淡一切，但讓人無法抗拒的是每年8月初，我都會變得焦躁、不安，總是會重複着同樣的夢與同樣的疑問：A組真的沒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卻也是永遠無法讓人接受的。
2002年8月7日，突如其來的雪崩瞬間吞噬了5個年輕的生命，同時也給許多人留下了永遠無法揮去的痛。
回到大本營那一刻，僅存的理智告訴我：終於安全了！但緊接着，情緒的發泄在剎那間爆發出來。一向樂觀的老牟子緊緊抱住我，在嘶喊中用最後的體力與心力對抗命運無情的打擊；嶽斌則獨自守在1號營地許久，希望與永遠留在山上的弟兄再說上幾句話。
傍晚時分，強忍悲痛的留守隊員端上來飯菜，我不記得有人吃下了什麼，死寂中蔓延着一種低沉的情緒。我也在心裏問自己，明天的陽光還會像往常那樣照在希峯山頂嗎？
終究有許多事情要處理，擺在面前的就是救援。迷迷糊糊的一覺起來，蘭姐和嶽斌踏上了未知的求援路，剩下的7名隊員留守大本營待援。我至今仍然記得蘭姐走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大家多說些話吧，不要憋出毛病，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這是一名曾經經歷過1999年山難的老隊員的囑託，還是一個大姐姐的臨別關心。
陽光如常，照在希峯山頂上。
我們幾個人呆呆地坐在帳篷前望着雲彩滑過山峯，下雨了躲進帳篷，出太陽了再鑽出來。大家想找些話說，卻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有收拾裝備與做飯的時候才能簡單交流幾句。
反而是漆黑的夜色給了我們說話的力量。大家談論着國際形勢、量子力學、曠課經驗、無聊笑話，卻沒有一個人提起就發生在眼前的事。我試圖隱諱地提示隊長說些什麼，但是他堅定地回答我：“有些事，深埋在心裏默默承受也許比說出來更讓我好過一些。”
待援的7天彷彿是7年，只有每天下午的冰雹與深夜的噩夢在提醒着我，又過去了一天。
記者上來了，但我們沒有去理他們，也簡單地拒絕了採訪。但是，不願被現實擊敗的我們還是頑強地從揹包中取出準備在登頂時留影的三面旗幟——中國國旗、北大校旗與山鷹社社旗——插在帳篷的支柱上。旗幟幾次被大風吹倒，我們也幾次努力把它們扶正。那一刻，也許只有這幾面旗子纔是心中最後的支撐。
第一批救援隊上來了。海事衛星電話爲我們提供了與家人通話的可能。當我聽到話筒傳來家裏人的聲音時，淚水在眼眶裏打轉，但又緊咬嘴脣忍了回去。救援隊帶上來了羊肉與酒，但隊長仍然堅定地以“北大登山隊登山期間禁止喝酒”爲理由，拒絕了酒，只接過了煮熟的羊肉。
按照計劃，第二天6名隊員下撤。離開大本營的時候，我們在帳篷前點燃了5根蠟燭，每名隊員都在蠟燭前深深鞠躬。走出山口時，我駐足回望希峯，只見雪花飄灑間，雲層中露出希峯的一角。我的心裏百感交集，咬緊牙告訴自己：“我會回來的！”
在冰川融雪彙集成的河邊，我們遇到了前來搜救的大部隊。國家登協的王勇峯教練大聲喊着“注意安全，不要着急”。我們6個人在湍急的河流中排成一排，手拉手前進，成功渡河。直到此時，我才發覺這是山難後大家第一次攜起手來共進退。想想這些天以來發生的事情，其實簡單的動作不用賦予過多的所謂意義，只要放手去做就好。
坐在救援隊的車上，看着背後遠去的雪山、草原、犛牛羣，心裏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回去後，生活會改變嗎？
從這一天開始，十幾天的時間裏不斷的領導接見、不斷的安慰與開會，我痛苦的心裏反而更增添了一分麻木。只有在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的講話中，我試圖尋找一分慰藉，他告訴我們：“北大的學生應該像北大一樣，再大的喜悅與悲痛都可以坦然承載。”
我們到達北京的第二天，領導安排了北大第六醫院的資深心理創傷醫生來爲我們診斷。其實說是診斷，不如說是傾聽我們的心聲。在一間沒有領導、沒有記者、也沒有親朋好友的房間內，6名隊員與3名醫生進行了2個多小時的交流。每個人都努力說出自己的心裏話——有的回憶過去幾年的友誼、有的講述登山中難忘的故事、有的傾訴山難後心情的起伏。我只記得隊長還是那句話：“有些事深埋在心裏比說出來會更好受。”
醫生試圖從側面開導隊長，他們說：“其實，你可以試着從另一個方面去想，你的遇難隊友是希望看到你振作起來，還是希望看到你揹負沉重的心情度過今後的每一天？”
我們也勸隊長能擺脫深深的自責，不要把山難的原因全都歸結到自己身上。他沒有說話，這個倔犟的廣西漢子堅持用自己的方式對待山難。
其實，山難過後，真正承受着最大心理打擊的不是我們，而是遇難隊友的父母。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第一次見遇難隊友家長時，沒有讓隊長出席。但是隊長堅持要見這些家長——即使被責問、被謾罵甚至遭受攻擊，也許都會讓他好受些。
遇難隊友的父母是寬容的，唯一的要求是希望知道事件的整個經過。我們無話可說，卻又不得不說。這樣長的一個故事，每講一遍都是在重新揭開傷疤，經受從皮肉到骨髓的痛。
幾天後，北大打破常規，第一次在百年紀念講堂設遇難者靈堂，開追思會。許多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來到這裏，默默地遞上一束白花。我在整個上午都沒有踏進靈堂，因爲不知道怎樣去面對他們那面帶微笑的遺像。直到中午，志願者和前來追思的人漸漸散去，我找了一個沒人的時刻闖進靈堂。
我以爲我不會哭，但是我錯了。
哀樂穿透我的耳朵，刺近大腦，一種莫名的痛隨着血液流遍全身。我從左到右一個個注視他們的遺像，還沒看到第三個隊友時，眼淚就已經奪眶而出。許久，我好似銅像一樣呆呆站在空蕩蕩的靈堂裏，全身不由自主地顫抖，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周圍的人和事，只知道我失去了許多，永遠地失去了……
一位隊友的母親意外出現在靈堂裏，撕心裂肺的哭喊讓每個人都無法自已。蘭姐拉住我和老牟子的手，三人“撲通”一聲跪在這位母親面前。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醫生進來爲那位母親注射安定，我才發現自己已經站不起來了，索性坐在地上，眼睛仍舊無主地注視着照片裏那幾張似乎想對我說些什麼的臉龐上。
時間慢慢流逝，生活也進入了新的軌跡。在畢業搬離北大宿舍時，我收拾起藏在箱底的兩樣東西：一樣是與A組臨別時雷宇交到我手上的紅色雪崩飄帶，他叮囑我一定要隨身帶好，以防萬一；另一樣是靈堂上的白花，我偷偷拿了一朵，在拿的時候，我對他們說：“我拿走了你們的一朵花，有一天我會還你們更多的花的。”
5年匆匆而過，當年的隊友也已經紛紛走完求學的道路，有人走上仕途，有人開始經商，有人仍然堅持雪山的夢想，也有人已經身在異國他鄉。但是，只有一樣永遠不會變，那就是對2002年那個夏天的記憶，雖然痛苦，雖然悲傷，卻時時提醒我們應該怎樣走好眼下的每一步—每一步，都帶着山上五個兄弟的足跡。(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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