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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青春
在陶理看來，簡的故事，代表著小留學生中『拒絕融入』的一類。但大多數小留學生卻與簡不同，他們會主動嘗試融入當地的校園、文化，盡管融入的過程伴隨著挫折和痛苦。
一個下雨的黃昏，陶理路過惠靈頓火車站。小站上空空蕩蕩，只有一個中國小留學生，抱著雙肩，獨自守著一個大箱子，坐在那裡瑟瑟發抖。正是那一刻，她萌生了拍一部小留學生紀錄片的念頭。
那是2004年，陶理從新西蘭的維多利亞大學電影專業畢業不久，在惠靈頓一所主流公立中學擔任留學生督導，工作是定期和小留學生溝通，聽他們傾訴，幫助他們盡快適應異鄉生活。
『我覺得他們是格外需要關心的一個群體，獨自一人在異鄉生活，並且在兩種文化的夾縫裡生存。這是需要勇氣和技巧的。』陶理說。
據新西蘭大使館公開的材料，那一年，教育出口已經成為該國第四大出口產業。在新西蘭高達17億新元的教育出口收入中，中國人貢獻了其中的8億新元。2003年，新西蘭海外留學生總數為8.2萬人，其中中國學生有3萬多，佔36%。而在這些中國留學生中，18歲以下的小留學生佔了一半以上。
陶理注意到，與以往的留學生不同，這些小留學生，大多被國內激烈的應試教育甩出了『第一方陣』，有的甚至被甩得很遠，但他們的家庭經濟狀況普遍不錯。多數小留學生不用為學費、生活費發愁。
而在此之前，隨著新西蘭幾所語言學校的倒閉，以及驚爆於小留學生間的幾起凶殺案和綁架案，國內媒體充斥著對小留學生的消極、負面評價。在一些人眼中，小留學生似乎與嬌縱、奢侈，甚至墮落畫上了等號。
陶理並不否認部分小留學生『垃圾行為』的存在，但在她看來，這只是這個群體中很小的一個片段。『做一個拾垃圾的記錄者，大肆渲染一番，扔在兩邊的主流社會面前，這不是我的目的』。
或許因為自己也是留學生，也曾有過在陌生文化苦旅中艱難摸索的經歷，回過頭看小留學生這個群體，陶理充滿了關切和同情。她說，拍紀錄片其實是一種關懷，『自發的拍攝就是自發的關懷』。
她把這當做一種責任，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小留學生的真實生活：他們是怎樣的一個群體？有著怎樣的歡笑與眼淚？他們主要面對著什麼樣的問題？又有怎樣的收獲？
『要知道，青春期出國留學，被挑戰的不僅是小留學生的青春，更是中國的教育價值觀。』陶理說。
於是，便有了一個黑發女子，肩扛攝像機，不知疲倦地游走在新西蘭一所主流公立中學的身影。盡管開始她並不知道能拍到什麼，而一旦扛起攝像機，她發現故事竟像水一樣自己流了出來。
陶理發現，大部分小留學生的成長，都經歷過相似的4個階段：1.思鄉／封閉；2.嘗試融入另一種文化；3.在兩種文化之間困惑、搖擺、蠶蛻；4.回家／帶著一種新的文化身份重新面對自己的母文化。
思鄉是每個小留學生頭一年必須要過的坎兒。陶理的鏡頭記錄下來自深圳的17歲男孩凱(ken)的故事。
父親節前一天，凱買了一瓶酒和一張卡片，准備送給寄宿家庭的父親德裡克。父親節那天一大早，凱發短信告訴陶理一個好消息：惠靈頓一家中餐館要他去做服務生。他高興極了，一早就去見工，當天就開始工作。
下午4點30分，凱終於結束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長著青春痘的臉上掛滿了成就感。回到家時，寄宿家庭的媽媽切西早已在廚房忙開了。『手指好累啊！』凱一邊活動著手指，一邊樂滋滋地與切西分享自己的喜悅，『我的工作是給客人倒茶、洗碗、端盤子。』
凱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感受與寄宿家庭的每一個人分享，包括5歲的孩子小喬。他帶著陶醉的表情蹲在小喬面前，像是在自言自語：『我今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1小時可以賺6塊錢，乾了4個小時。雖然很累，但我很為自己驕傲。知道嗎？小喬，等你長大了，也會擁有屬於你的第一份工作。』
小女孩面無表情地看著凱，她看上去根本不知道凱在說什麼。
與大家一起吃過晚飯，把禮物送給德裡克後，凱回到自己的小屋，撥通了爸爸的手機。可爸爸正在出差途中。信號不好，於是說了幾句便匆匆掛斷。
放下電話後，四周忽然變得靜悄悄的。凱把電話卡在手中揉來揉去。就在那一刻，思鄉之情油然而生。恍惚中，他又把電話撥給了媽媽。不巧，媽媽剛好也不在。
凱放下電話，卻抑制不住思親之情。待再拿著電話，眼淚『嘩』地湧了出來。
凱站起來，決定擺脫傷感的情緒，於是回到客廳裡。切西關切地問：『和爸爸媽媽聯系上了嗎？』
凱勉強笑笑。這時候，屋內燈火溫柔，切西一家三代人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凱又一次悄悄回到自己的小屋。
這時候，他的臉上充滿了迷惘和失落的表情。他靜靜坐在小床邊，雙手握攏，不知如何是好。幾分鍾後，他再次站起來，像是掉到水裡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一樣重新走出小屋，試圖回到那個溫暖、明亮、充滿『家』的溫暖的客廳。
可是，當他走出屋子，走在黑黑的走廊裡的時候，客廳裡傳來歡笑的聲音，切西一家用英文談笑的聲音使他卻步了。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小屋，打開電腦，將內存的父母照片一一調了出來，一個人悄悄看著。電腦裡面，爸爸媽媽微笑著站在中國南方一棵鮮花盛開的桃樹下，似乎正在等待兒子回家。
這時，凱突然『啪』地關掉了屋子裡惟一的一盞燈，趴在桌上嗚嗚地哭了起來。他或許完全忘記了陶理的存在，但也許，正因為有陶理在黑暗中的陪伴，纔給了他一個肆意宣泄的機會和理由。
哭過之後，凱站了起來，打開了燈。他恢復了常態。
『他讓我想到一個詞「isolation(隔絕)」。在別人的文化裡，融入常常是片面的。』陶理感慨。
在陶理以後的鏡頭裡，凱已擺脫了思鄉的情緒，性格上經歷了一個清晰的轉變過程：越來越開朗、活潑。一年後再看到陶理拍的這個片段，凱笑得前仰後合。陶理說著，自己也大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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