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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都變成了一種“負擔”
第一次打電話回家時，李清曦在電話這邊哭了。“每天早上再也沒有媽媽叫醒起牀了”。他想家想得厲害。那天，他一口氣給父母、親戚、同學等十幾個人寫了信。
最初，給家人打電話被當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每週日的下午，他會準時撥通家裏的電話，向父母簡單彙報一週情況。
大多數小留學生和家人的聯絡，都只能通過電話。因爲國內撥國際長途很貴，所以，多數電話都是由小留學生從國外打過來。
一開始，還是有很多話要說的。比如最近的學習、學校演講比賽的結果，等等。但是這樣的日子維持不了多久就沒話說了。
“每次打電話他們總是會問相同的問題，像能不能吃飽，錢夠不夠花，學習緊張不緊張等。”李清曦逐漸開始學會應付。
“報喜不報憂”，這是李清曦所熟知的大多數小留學生慣用的方法。他們習慣用一連串“挺好”來回答家人的所有詢問。
結果是，很多家長都以爲自己的孩子在外面過得“挺好”：不錯的住處，不錯的食物，不錯的學校，還有不錯的前途。他們要做的，就是按時把錢打到孩子的賬戶上。
時間久了，打電話便成了一種“負擔”，除了互相問候外，可說的話變得越來越少。最後，乾脆電話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來電話，也不想接。這樣的場景經常可以看到：一幫小留學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熱鬧時，電話響了，接起來的人捂住話筒喊：“×××，你老爸的。”那個人頭也不擡回一句：“說我不在。”
“以前幹什麼總要被管着，現在好容易離開了他們的勢力範圍，當然不想再聽嘮叨。”李清曦說。這也是很多小留學生的共同想法。
最長的一次，李清曦有近兩個月沒跟家人聯繫。當時，他和幾個小留學生合住在一間房子裏，每天玩遊戲，昏天黑地地過日子，根本想不起打電話這回事，更怕打通電話家人聽到這邊的聲音會“露餡兒”。
那一次，可急壞了家人，他母親以爲兒子出了什麼事，都急得哭了。
父母已經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
“父母已經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李清曦在心裏多次這樣想。
他實在是被“過於殘酷、高度緊張的”國內高中教育束縛怕了。而恰好，一羣像他一樣經歷、一樣年紀的小留學生，聚到了一起。
經過幾次搬家，他和另外3個小留學生住到了一起。這種合租方式，被稱爲“扎堆”。許多小留學生都過着扎堆的生活。
這是他最開始接觸其他小留學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室友整夜都在與女友“煲電話粥”，開銷巨大；有的室友每到上課時就睡懶覺，不去是常事，但遇到打工的時候卻精神抖擻。
後來，他和幾個遊戲迷住在了一起。沒過多久，從國內訓練出來的自制力，便被電子遊戲俘虜了。他“入了夥”，並且逐漸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點以後。
一開始，李清曦還堅持着每天爬起來上課，只是因爲時間緊張，早餐往往來不及吃。不過，漸漸的，因爲沒人管，他從上課變成遲到，最後乾脆演變成曠課。
他的頭髮永遠是亂糟糟的，晚上玩遊戲累了，倒頭就睡。第二天起來，接着坐在牀上玩。有一個星期，因爲下暴雨，他乾脆整週呆在屋子裏玩遊戲。
遊戲是這麼令人沉迷，以至於他完全忘記了學校對小留學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結果，因爲出勤率不夠，在澳大利亞度過一年4個月之後，他收到了對小留學生最嚴厲地懲罰：註銷簽證，被逐回國。
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歲剛過。回憶起這一天，他總是會突然收住笑容，抿抿嘴脣，搖下頭，然後又笑一下，好像在爲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追悔。
儘管這樣的失敗者，遠遠不止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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