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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寫教材是『小兒科』,體現不出學術水平,但實際上教材纔是最難寫的書
6月2日,國內高校人文學科方面的多位知名專家聚集在復旦大學旁邊的一家酒店裡,目的是『推銷』一套研究生教材,這套《研究生學術入門》叢書被稱為國內第一套專門針對文科碩士研究生編寫的學術入門指導叢書。
『碩士研究生的入門書,中國至今都沒有。』這套叢書的策劃者、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直言,如今大學越來越多,條件不一,水平參差,指導者的路數不同,不同學校培養研究生的方法和標准也不同。
國內幾乎沒有一個學科的研究生教育有標准教材
在葛兆光看來,大學人文學科基本教育和專業訓練三個階段應該是『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而現在有些指導教師對三個階段的教育沒有區分:有時候把研究生當做本科生,塞上一堆『常識』便草草了事,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識的研究生要麼對課程失去興趣,要麼以為『學術』不過如此,『研究』就是重復敘述;有時候又把本科生當做研究生,基本常識還不具備時,便傳授種種偏方秘方,使本科生早早學會了出偏鋒用怪招。
所以,葛兆光便有了策劃這一套『入門』手冊的想法,讓作者針對剛剛完成本科學業進入碩士生時期的人編寫,意在引導他們知道初步的『研究方法』,以區別大學階段的『常識學習』。
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周裕鍇參與撰寫了這套叢書中的《禪宗與語言研究入門》一書,他很認可葛兆光的看法,『全國各地的研究生培養,不同的大學可以說差別很大,有的學校能夠保證質量,但有的學校就不能保證。特別是我們西部地區有的學校的師資條件、讀書條件相對來說比東部要差一點,那些老師成為碩士生導師之後,指導學生的能力不完全具備,好多學生的視野也非常狹窄。』
新上任不久的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特意來參加這套叢書的發行儀式,現在他還沒有卸掉國務院學位辦主任的職務。他告訴記者,國務院學位辦早在2007年初就提出一個命題:今後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重點是提高質量。
楊玉良透露,國務院學位辦曾經專門做過一個關於研究生質量的調查報告,調查發現,現在培養的研究生當中,最優秀的那一批人比10年、20年前還要優秀,但是最差的那部分比以前的要差得多。針對這種情況,國務院學位辦也在研究怎樣進一步提高研究生培養的質量,而當中有個一直困擾大家的問題就是研究生的教材。
楊玉良透露,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學科的研究生教育有標准教材。許多人認為寫教材是『小兒科』,體現不出學術水平,但實際上教材纔是最難寫的書。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科學方面的教材,幾乎都是在劍橋、牛津和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名校誕生的,國際上廣泛使用的物理化學教材,1999年牛津大學再版時,已經是第48版,歷年來經過了很多知名學者的修改。
調查發現,國內的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生到國外深造,難以與那裡的教學『接軌』,非常基本的理論性課程還得從頭學起。發生這種『回去補課』的怪象,正是因為國內沒有研究生標准教材,他們此前的學習不系統、不紮實。
一打著作比不過一本教科書
葛兆光表示,人文學科不像自然科學學科,自然科學有一個統一的標准,是對還是錯很容易搞清楚,但是人文學科沒有統一的標准和評價系統,容易出現一個問題——學生的水平參差不齊,也不好評價哪個好哪個不好,尤其是在學校的層級、導師的水准和圖書館資料彼此不同的情況下,就無法保證學生共同的底線,『我們不是講高線,高線是學生自己的事情,保證底線是老師的事情,老師不是在教天纔,而是保證不出蠢材。但是人文學科不像自然科學一樣,你無法控制學生的水平怎麼樣。』葛兆光在北大、清華、復旦都教過書,也在一些一般的高校當過老師,他發現不同學校、不同導師也差別很大,『有些已經到了不能接受的地步』。
葛兆光認為,由於人文學科研究領域的特殊性,有可能出現一個狀況,就是老師覺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已經夠了,不去看國際學術界現在的狀況,缺乏方法訓練的意識,基本上教的是內容,而不是方法,教的是自己熟悉的,而不是教國際學術界現在的狀況,『老師會什麼就教什麼,就有點像復印機復印一份東西,越復印就越淡,以至於沒了。老師的領域可能是一畝三分地,到了學生4個人分一畝三分地,一個人四分都不到,再下面的可能連一分都沒有了。』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顧雲深也頗有感觸,『我們很多研究生其實也不是那麼清楚這個學科、這個專業研究的水平怎麼樣,它的前沿在哪裡,在過去那些時日裡哪些研究是值得去回味或者要去學習』,他認為研究生不是一般的學生,應該是在一定領域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所以應該懂得這個領域的一些經典是什麼,它的一些方法是什麼,它的前沿是什麼,有哪些書是必須要去讀的。
葛兆光一直很強調教科書的重要性,『一打著作比不過一本教科書』,在他看來,將來的學者是從研究生階段過來的,最先受到的影響就是教科書,『教科書的控制力非常強,我們要教會學生,尤其是一年級的碩士生,和本科生不一樣的地方。』
一流學者要去寫教材
葛兆光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認為一流學者不要寫教材,認為一流學者寫教材是身份的降低,『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恰恰認為一流學者要去寫教材。』
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張隆溪負責撰寫叢書中的《比較文學研究入門》,他也坦言,現在很多學者不太願意寫這種入門的叢書,覺得這種叢書是淺顯的,『我覺得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作為大學的教員,教研究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夠寫這樣的書,其實也很重要。』
葛兆光介紹,在國外,供研究生入門的書有三種編法。第一類是日本和美國等國大學采用的,選取經典文章、優秀的研究范文——比如在美國讀研究生,老師會指定要讀哪些文章,然後學生去買活頁文選,裝訂成一本作為教材;第二類是概論教材,內容包含了這個領域最重要的課題,其中最典型的是《牛津學術入門》;第三類是綜述教材,主要介紹這個領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認為,這三種編法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對一年級碩士研究生還都有些缺陷,所以他把這套叢書的編法分成四部分,即學術史、研究方法、研究范例和參考文獻。
葛兆光尤其強調了參考文獻的重要性,甚至希望一本10萬字的書要有3萬~4萬字是參考文獻。他曾經到一個學校參加碩士論文答辯,『你就根本不知道他看的是什麼書,好像有些很偏的書,他也看過,可是最基本的書他沒看過,這就要了命了,看著都不像論文,不知他怎麼寫的。』
在這套叢書中,有一本是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陶飛亞所著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入門》,最開始有30萬字,其中書目就有10萬字,甚至連一些國內外碩士的論文都包括在內,最後由於篇幅限制,不得不刪到20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