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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頂全國重點的帽子,身處不上不下的中部地區,位於不前不後的學校排名,如果不經常地與有關部委和重要人士『聯絡感情』,誰有好事會想到你?
作為中部一所高校的教職工,我『有幸』見識了不少學校為求變化求發展而引來的怪現象,感覺既可悲又可憐。
筆者曾經參加過學校聘請中央某部委一位副局長為兼職教授的儀式,這個儀式是在北京海淀區一家五星級酒店舉行的。學校專門包了一個能容納上百人的豪華大廳,校黨委書記及多位副書記、副校長出席。校長之所以未能到場,是因為在國外訪問的緣故,但他也沒忘讓一位副校長代為宣讀賀信。
儀式很簡單,無疑是發聘書、獻鮮花和講話,正式進程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真正讓筆者震撼的是這次活動的結賬單。負責埋單的同事說,豪華大廳纔用了一上午,就花了6000元,僅僅主桌的一桌飯菜,竟然花掉了1萬多元。筆者『沒見過世面』,吃驚得下巴都要掉下來了,沒覺得大家吃了什麼美味佳餚啊!
同事在學校負責接待工作,早就見怪不怪了。他說,校領導到北京請一些重要客人吃飯,哪一次不是萬兒八千的。去的酒店,也經常就那麼幾家,聽他一一數下來,筆者發現,那些確實無不是以令人咋舌的極高消費而聞名京城的。
這樣一桌飯菜所花去的『天文數字』,確實很難讓人不將其與當前備受詬病的大學高學費和貧困大學生籌學費之艱辛對比起來檢視。但同事卻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學校要發展,要能夠拿到大課題、大項目,就不得不與這些部門搞好關系。否則的話,即使頭頂著『全國重點』的帽子,卻身處於不上不下的中部地區,又是個不前不後的學校排名狀況,如果不經常地與有關部委和重要人士『聯絡感情』,誰有好事會想到你?
『有的校領導也不願這樣,他們有的覺得太過於奢侈浪費,有的僅僅因為怕喝酒而不願參加這樣的飯局,但沒辦法,為了學校的發展,他們只能硬著頭皮上。』同事一副對此了如指掌的神情,如數家珍地向筆者介紹起了校領導們著名的『酒精考驗戰』。
他的這番話,也終於讓筆者明白了近年來在學校裡看到的一些怪現狀。比如,校方會請一些大學排行榜的制作人來學校進行小范圍講座,參加部門僅限於校領導及少數重要部門領導等。講完後,一筆不菲的『講座費』自然會送到演講者的手上。學校的排名,此後確有雖不明顯但還算穩定的進步。
學校也特別看重一些高等教育領域的學報學刊,特別是由教育主管部門設立的刊物,總是想方設法予以籠絡。比如,學校經常會主動邀請這些學術刊物的編采人員到學校交流或參加研討會。當然,隨後的游山玩水、飽覽學校所在省份的秀麗風光,纔是行程的真正主題。
而對於新聞單位,尤其是中央新聞單位,學校更是禮敬如賓。最近有同事告訴筆者,他所在的部門剛剛接待了某中央級媒體的記者,對方並非來采訪學校,但學校卻全程安排了他們長達一周的采訪行程,包括派車、派人聯系采訪、安排吃住等。他們部門一年的經費纔幾萬元,就這一次接待下來,已經所剩無幾。
至於向相關部委派駐借調人員的熱衷程度,以及為了跑項目而使用的公關手段之紛繁,就更非三言兩語可以盡述的了。
這樣一年下來,學校的行政經費節節高攀。多多少少見過一些怪現狀的學校教職員工當然會對此不滿,尤其是年輕老師,他們的工資福利等待遇已經數年難見增長,甚至對比同省的一些二本三本學校也有差距,失望之下,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了轉行或者另覓他枝。
其實,校領導也並非沒有獲得過啟示。有一年,為了制定學校發展方案,由校領導帶隊,我們學校組成了由多個部門負責人參與的調研組,前去沿海一些著名高校調研。結果,讓他們驚訝的是,這些高校雖然根據對等接待的原則派出相應級別的校領導接待,但也僅限於簡單的歡迎儀式。隨後的行程,再無校領導陪同,即使中國人最看重的接待符號——飯桌上的內容,也沒有出現預想中的豐盛景象,提供的僅僅是自助餐而已。
回來後,調研組的一位成員感嘆,到底是沿海高校,行事風格果然不一樣。另一位調研組的成員曾擔任校辦負責人,他對筆者說,學校曾進行過一次人事制度改革,由於在國內高校啟動較早,一時頗為聞名,兄弟院校紛紛前來考察取經,他們當時根本就接待不過來,每來一撥兒人,學校自然是熱烈歡迎,吃住當然免費,還生怕招待不周,未能盡地主之誼。各個部門也陪吃陪喝,每次吃飯都是一大桌人。為了陪好酒,他還喝傷了胃。
他說,到年底一算賬纔發現,這次改革所節省下來的100多萬元,根本沒法填滿接待『取經團』所導致的『招待黑洞』。『我都不知道這樣瞎折騰有什麼用?』
然而,他們也很快認識到,沿海高校的行事風格沒法照搬到學校來,因為這所高校所處省份的大環境就是這樣的,有什麼樣的土壤,就會長出什麼樣的果實,如果硬要特立獨行,反而會被孤立起來。
『一個地區確實有一個地區的文化。』近日,學校一位同樣厭倦了這種文化卻不得不按這個體系的規則行事的部門負責人對筆者說,在他看來,就同一層次的高校而言,沿海高校確實更開放,更現代化;中部高校要封閉一些,也要保守一些;西部高校他接觸不多,無從評論。
他說,由於沿海高校普遍位於經濟發達地區,種種資源都要比中部地區豐富,中部高校為了競爭,只好使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甚至在一些『灰色地帶』做文章。
因此,在筆者為學校做出種種諂媚討好名人、領導等舉動痛心和氣憤之外,又生出對中部高校生存環境的無奈。我們擁有的資源相對匱乏,對發展機會處於飢渴狀態,很多時候都要豁出臉面和身段,纔能求來些好的兼職教授、實習崗位、就業機會和科研項目。
但我的同事也懷疑,這樣真能起作用嗎,『僅僅因為一桌飯花一萬多元,人家就真願意買你的賬嗎?』
梅迪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