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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宣布取消高考狀元排名還未來得及收納民眾的評斷之聲時,一件意料之中的尷尬事還是發生了——無孔不入的媒體最終還是找到了所謂的『疑似狀元』,並繼續長篇累牘地向公眾宣揚著『歲歲年年人不同』的『狀元經』。
在這樣一個追求功利的年代,人們比以往更渴望成功。在成功飢渴下,催出了『狀元秀場』——一個學校需要狀元,因為它帶來的名譽可以增加招生數量,進而影響到學校的進賬和教學質量問題;每個媒體也需要狀元,狀元甫出新聞大戰即始,搶先抓住狀元報道,意味著發行量的上昇並引致廣告商的青睞;商家需要狀元,有了狀元的代言,哪怕是對狀元的資助,都能給商家帶來巨大的社會營銷效應。而這一切均源之於狀元最大的『消費群體』:眾多寒窗苦讀的莘莘學子和望子成龍的家長,他們需要以狀元為榜樣。
然而,成為狀元就意味著成功嗎?一份近日出爐的『高考狀元調查報告』卻向人們揭示著這樣慘烈的現實:通過對恢復高考以來1100多名『高考狀元』的調查,『狀元』畢業後職業發展較少出類拔萃,職業成就遠低於社會預期。這是向多年來對狀元佳話迷信不已的人們,一次警醒似的撞擊,但它卻不足以顛覆人們對狀元路徑的美好想象,也是高考成功帶來人生坦途的路徑想象。
很大程度上,人們更願固執地將高考的成功當做人生的成功,這似乎可歸結為民眾的普遍短視,但卻更映照出普通民眾向上通道的逼仄。逼仄到人們只有通過這樣一條唯一的路徑,遙望他們眼中的成功,哪怕這裡充斥著羅彩霞們遭遇的權力鏈條,哪怕這裡有著舞弊的黑暗,人們仍然興致勃勃地談論著這條道路上榜樣樹立的成功學,只因這個社會成功的道路太過逼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