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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廣東省高考,64.4萬考生中有13萬人同在一道語言應用題上『折戟』(詳見本報7月1日報道《13萬個零分考出盲點》)。這件事宛如導火索,引發了滬上中學語文教研界一場『戰略』爭議。
其實早在今年初,一些語文教研圈內人已在內部雜志上發文,呼吁改革上海的中學語文教學,改變『重文學、輕語言』現象,增加應用文的教學內容——因為『應用文纔是學生今後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得最多的』。
『中學教育怎麼可以陷入庸俗功利主義?』『反方』亮出截然不同的觀點,主張中學語文教學必須嚴守『文學陣地』,唯此纔能凸顯素質教育的目標。
語文老師常常『厚此薄彼』?
文學和語言,都是『語文』教學的組成部分。但如何分配文學閱讀能力和語言應用能力訓練在整個教學中的比重?老師們各執一詞。
『從工作、生活的實際需求看,應用文比文學作品有更大的實用性。』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默凡認為,中學生們長大後,接觸更多的將是專業論文、應用性文獻、調查報告、公文、新聞等應用文,寫得多、讀得多。因此中學語文教學,包括起導向作用的考試試題,都應該強化應用文讀寫訓練。
但現在的中學語文老師,講課時常『厚此薄彼』:講到像魯迅《藥》這樣文學性很強的課文,總會逐字逐句引領學生解讀;而遇到課本中的應用類文體,講課則如『蜻蜓點水』,一帶而過。
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李明潔『聲援』徐默凡。他指出,過度關注文學作品,學生基礎語言能力的訓練往往成為『被遺忘的角落』,這對學生的整體語文能力將有『釜底抽薪』之虞。
對此,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單學文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人們談到素質教育,常常把應試教育作為其對立面。其實,素質教育更深層次的對立面,是庸俗、淺薄的功利主義教育。』他認為,把中學語文學習與今後要用到的文字工作甚至職業直接掛鉤,恰恰是庸俗功利主義思想的一種反映,『凸顯語文學科的文學性,纔是語文教學體現素質教育的重要標志』。
兩種文體閱讀要求不同?
語文課怎麼上纔符合素質教育的精神?爭論中,顯露出了一個更有『深度』的問題:應用文讀寫固然可以訓練學生准確運用語言的能力,但這種能力是否可以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來獲得?抑或這是文學教育所不能替代的?
一些語文教研人員認為,增加應用文教學的比重,直接意味著老師上課時要給學生『補充』新的讀寫方法。因為,文學作品和應用文是兩種不同的文體,寫作要求不同,閱讀的要求也不同。『相較於文學作品,應用文寫作講究的不是抒情和雄辯,而是准確和得體;閱讀講究的不是聯想和感悟,而是速度和精度。』
『把文學作品和應用文機械對立,認為文學只強調抒情、感悟,而不強調准確等等,是一種偏見。』單學文說,『准確得體』是文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在語言上的共同要求,不存在對立;不同點在於,文學作品除要求『准確』外,還附加了生動、具體的語言要求。
『給中學生上語文課,最重要的是借助課文學習,錘煉學生的思維能力。』上海交大附中語文教師沈雯婕這樣總結自己的教學經驗。盡管目睹了廣東考生招架不住圖表題的慘狀,但她表示仍將花大力氣講解文學作品,因為引領學生解讀優秀作品,最能鍛煉他們的歸納、推理能力,提高思維能力。相形之下,應用文教學更多地是教一些『形式』——『只要學生的理解能力增強了,難度更大的文學作品都能讀了,應用文閱讀就是小菜一碟。老師在教學上不用面面俱到。』
考試指揮棒『自有主張』?
文學和語言,做到兩者兼顧到底難在哪裡?對此,每天站在三尺講臺上的中學語文老師心知肚明——盡管兩派觀點相爭不下,但考試指揮棒有著自己的『主張』。
不少中學語文老師對記者說,從上海的語文高考甚至中考命題看,一般很少在試卷裡出現應用類文體考題;即使偶爾出現,也是以小題目的形式穿插在現代文閱讀理解中『走過場』。顯而易見,應用讀寫能力的考查在考試總分中所佔比例過小,是導致老師講應用文『蜻蜓點水』的根本原因。難怪,對今年難倒廣東省13萬考生的那道圖表應用題,有部分語文老師盛贊題目出得好,考出了學生水平,也考出了教學問題。
說到底,考試指揮棒的指向不變,語文教學的『戰略』之爭只能是又一場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