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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文學:是屬於國民黨的一個文學派別,主要成員有潘公展、王平陵、朱應鵬、范爭波、黃震遐等。文藝主張鼓吹要建立"文藝的中心意識",聲稱"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主要刊物《前鋒周報》、《前鋒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黃震遐的小說《隴海線上》《黃人之血》。"民族主義文學"的中心意識"民族意識",實質上是封建意識與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階級意識,抹煞階級斗爭。魯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學"、"殺人放火文學"的實質及丑惡表現。
現代派與現代詩派:現代派得名於1932年出版的《現代》大型文學雜志,主要負責人為施蟄存、蘇汶、戴望舒三人。《現代》發表各類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現代》上發表詩歌的人很多,一批詩人從思想到藝術有許多共同傾向,稱之為"現代詩派"。現代詩派的首領是戴望舒,主要成員有徐遲、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後又編《新詩》雜志,推進這股現代派詩潮。現代詩派的詩作表現了幻滅中的追尋、對現實的理性批判意識和孤獨寂寞的心態,追求語言的自然質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異的手法提昇了詩歌的表現力。這股現代派詩潮,因後期新月詩派向現代派轉化,而匯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稱之為新詩的黃金時代和成熟期。除現代派詩外,還有現代派小說,以施蟄存、穆時英為代表,創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說和新感覺主義小說,稱之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覺派。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說)代表作家施蟄存。其特點是運用弗洛伊德學說深入細致地嚴肅地描寫人物的性心理、性壓抑、性轉移、性變態等等。此前,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葉紹鈞、廬隱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壓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為主要創作特色,性心理描寫作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蟄存這時期創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說,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陽》《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說在現代小說中別具一格,豐富了文學表現生活的內容和手法。
新感覺派:(海派小說、新感覺主義小說)新感覺派是20世紀30年代產生於上海文壇的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代表作家有劉吶鷗、施蜇存、穆時英、葉靈風等。穆時英被稱為是新感覺派的聖手,海派的大將。新感覺主義源於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新感覺派內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態,著重病態生活的描寫、畸形的兩性關系及心理等,夜總會、舞場、酒吧、投機家、交際花等是經常描寫的場景和對象;極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覺、印象,把人物的主觀感覺投射到對象中去;對人物的意識和潛意識進行精神分析,著力表現二重人格,並追求小說形式技巧的花樣翻新。代表作有穆時英《夜總會裡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覺派開拓了文學表現的內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頹廢、悲觀傾向。
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簡稱,1938年3月成立於武漢,是抗日戰爭期間全國規模的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發起人包括全國文藝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會推舉老捨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文協"還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號,對鼓勵作家深入現實生和實際斗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文協"的會刊《抗戰文藝》是貫通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唯一的刊物,它對推進抗戰文藝運動促進抗戰文藝創作的繁榮,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孤島文學:指抗戰時期上海租界的文學,存在時間是從1937年11月上海淪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日軍侵入租界止。這時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軍侵佔的淪陷區,僅租界內是日軍勢力未到而英法等國控制的地方,故稱"孤島"。文藝工作者利用租界這一特殊環境進行抗日文學活動,稱"孤島文學"。孤島文學最有影響的,一是雜文,孤島作家唐弢、柯靈、王任叔(巴人)等發表了很多緊密聯系現實、愛憎分明的雜文,王任叔和阿英關於雜文曾發生頗有影響的"魯迅風"的爭論,後出版雜文刊物《魯迅風》;二是戲劇活動特別活躍,於伶和《夜上海》《長夜行》等反映淪陷區人民生活和斗爭的劇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國英雄》等南明史劇,歌頌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淪陷區文學: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結束了上海孤島文學的時代,納入了淪陷區文學的軌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淪陷區文學,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淪陷區文學,統稱為"淪陷區文學"。1941年上海完全淪陷時,最有影響的文學雜志《萬象》,團結了一大批在上海的進步作家,發表了大量揭露舊社會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愛國主義理想的作品,如師陀的《無望村的館主》,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等,蘇青的《結婚十年》等。在北平淪陷區,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閑適小品,他的《藥堂語錄》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現了一個民族變節者進退失據的矛盾心靈。
七月詩派: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因胡風主編《七月》得名。代表詩人有艾青、田間和魯藜、綠原、牛漢等。他們以《七月》、《希望》、《泥土》為陣地,強調詩歌中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歷史與個人的融合,多寫自由詩,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詩為主。他們出版過《七月詩叢》《七月文叢》等。該派在革命現實主義雄渾的總風格中,又顯示出各詩人充滿個性的特色。胡風的《為祖國而歌》,牛漢的《鄂而多斯草原》,魯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詩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說:胡風主持的《七月》、《希望》等雜志,在抗戰時期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很有影響。它團結了路翎、丘東平等小說作者,主張在現實主義旗幟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狀態,作品充滿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對於人的心靈的直視力量。這些小說在某種意義上,比七月派詩歌更能體現胡風的理論主張,多數都被編入《七月文叢》,並由胡風親自撰寫序文,故稱之為"七月派小說"。代表作有路翎《財主底兒女們》。
九葉詩派:(中國新詩派)是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流派。主要成員有辛笛、穆旦、陳敬容、杜運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詩創造》《中國新詩》。它們強調反映現實與挖掘內心的統一,詩作視野開闊,具有強烈的時代感、歷史感和現實精神。在藝術上,他們自覺追求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結合,注重在詩歌裡營造新穎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們承接了中國新詩現代主義的傳統,為新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戰國策派:該派是1940年前後出現的國統區的一個頌揚國民黨統治、宣傳法西斯主義文藝派別,因出版《戰國策》雜志和在《大公報》開闢《戰國》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陳國濟、陳銓、雷海宗等。他們提倡歷史重演說,鼓吹強權政治。在文學上他們力圖使文學恭恭敬敬地為國民黨法西斯政治服務,主張以"恐怖·狂歡·虔恪"為創作的"三道母題",並把文學納入表現恐怖的特務文學和表現狂歡的色文學的軌道。陳銓的話劇《野玫瑰》把國民黨間諜作為民族英雄歌頌,是其創作標本。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於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相持階段。當時解放區文學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隊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問題。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克服錯誤觀點,讓文藝給民族解放戰爭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開了文藝座談會。先由毛澤東作了"引言"的發言,經過作家三次討論,毛澤東作了"結論"的發言。"引言"和"結論"合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強調指出要真正為人民大眾服務,作家必須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講話》闡明人民生活是文藝的無盡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藝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獲取無限豐富的藝術源泉,並繼承和借鑒中外優秀文學遺產,這樣纔能創造真正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講話》還論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認為文學為政治服務在當時尖銳的斗爭形勢和正確的革命政策下,與文藝真實反映時代歷史風貌和社會心理基本上是統一的,從主要方面說是起了積極作用。總之,《講話》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從理論上解決了新文學發展的關鍵問題,對新文學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
民族形式問題論爭:發生在抗戰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澤東先後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和"中國文化應有自已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的問題。國統區文藝界在學習和討論中發生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向林冰的觀點。向林冰的觀點是:①"應該在民間形式中發現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認為喜聞樂見應以習聞常見為基礎,而民間形式是大眾習聞常見的;②否定"五四"以來新文藝的形式。另一種觀點以葛一虹為代表:①對舊形式全盤否定;②肯定新文藝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時,否認新文藝在形式上存在缺點。郭沫若、茅盾、胡風等在撰文討論中,都從形式和內容的辯證關系上論述民族形式的問題,胡風把民族形式和現實主義、大眾化問題聯系起來,見解獨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現實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藝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學習吸收中外文藝的優秀之處,要繼續發揚五四以來的優秀作風,更要深入民族現實,提煉熔鑄新鮮活潑的素質。這次討論,是"左聯"時期的文藝大眾化討論在新現實之下的繼續和發展,對新文藝向民族化大眾化方向發展,起了重要影響。
實主義與主觀戰斗精神論爭:發生於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論爭的一方以胡風為主,胡風撰文論述作家在創作中主觀和客觀的辯證關系,十分強調主觀精神的作用,克服創作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偏向,爭取現實主義的勝利。胡風的理論是有深度的、見解獨到的。文章發表後,受到一些人責難。論爭延續到40年代後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繩等發表批評文章,胡風寫《論現實主義的路》進行答辯。
文學與抗戰關系的論爭:1938年12月,梁實秋在他主編的副刊上發表《編者的話》:"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載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也沒有益處的。"雖不能說他在宣傳文學"與抗戰無關",但他對抗戰文學的態度,卻不無偏頗之處。羅蓀、宋之的、張天翼等撰文批判。郁達夫的《關於抗戰八股的問題》既充分肯定文學為抗戰服務,也批評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運動: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講話》精神在文藝上顯示的最初成績。文藝工作者改變了輕視民間文藝秧歌的態度,與群眾一起,指導改造了舊秧歌,使之成為反映階級斗爭、生產斗爭新內容,熔戲劇、音樂、舞蹈於一爐的小型廣場歌舞劇。1943年春節秧歌鬧得熱火朝天,湧現了一批受群眾歡迎的秧歌劇,如"魯藝"的《兄妹開荒》等。新秧歌運動表現了文藝工作者面向群眾、向工農兵普及的實踐。
"隨感錄"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設立隨感錄欄目,專門刊發雜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其中有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而以魯迅的雜文最具代表性。這些雜感作者被稱為《新青年》"隨感錄"作家群,這個作家群奠定了雜文在現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陳獨秀的潑辣明快,錢玄同的汪洋恣肆,劉半農的爽直幽默與魯迅的犀利凝重,展現了這一作家群的不同風格。而立論堅實、短小精悍、富於戰斗力,則是其共同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