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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北愛荷華州立大學英語系一位終身教授,被作為高層次人纔引進中國;因為『實在看不懂』國內高校的教學標准,3年後返美:『我對學生的要求已經放得夠低了,有時甚至越過了我的底線,可系裡別的教授還總問我為什麼這麼嚴格。』
近年來,國內名校如北大、清華的本科生畢業率,大多保持在92%至95%之間。對此教育專家說得一針見血:『這5%至8%的淘汰率,放到世界一流大學那兒,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嚴師時代』一去不復返?
如今北大、清華校園裡的『天之驕子』,可能想象不到80多年前他們的學長,每天承受著怎樣的壓力。清華大學在1928至1937年期間,每年的學生淘汰率為27.1%,理學院最高淘汰率達到69.8%,工學院則為67.5%。『叫苦連天地忙著,昏昏沈沈地迷著,提心吊膽地怕著,咬牙切齒地忍著』,是那時清華學子生活的真實寫照。
據統計,在吳有訓先生執掌清華物理系時期,『1929年入學學生11人,到1933年畢業時僅剩5人,淘汰率54.6%;1930年入學13人,到1934年畢業時剩下4人,淘汰率69.4%;1931級淘汰率為50%,1932級更高達82.8%……』與如此『殘酷』的淘汰率相對應,在物理系1929年至1938年入學並得以畢業的71位本科生中,出現了2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2位美國科學院院士。
如今大學的情況又如何呢?北京大學一位教學管理者向記者分析,雖然按照規定,考試不及格課程達到一定數量、違反學術規范等,學生都有可能被淘汰;但各門課程的評分標准與學術要求,是由授課教師主觀決定的——『曾經的「嚴師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不『為難學生』的老師受歡迎
在大學裡,有個現象頗堪玩味。每當新學期開始、學生們選課,校園BBS最火爆的話題竟是相互打聽:『這個老師是否經常點名(查出勤情況)?』『那個老師考查給分是緊是松?』尤其在本科高年級准備考研或找工作的學生中間,一些『給分大方』、不搞點名之類『為難學生』的老師,非常受歡迎。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志田對此十分不滿:『部分教師不嚴格要求學生,對他們的缺點錯誤不指出、不批評,皆大歡喜,制造校園表面的「和諧」。』
一位授課教師卻說,學生一旦被退學,只能返回原籍;想再讀大學,就要重新參加高考。言外之意,他們苦苦奮斗了好多年,上大學不容易,所以……『除非碰上太離譜的個別學生,一般情況下真還不忍心「動刀」。』北大研究生院副院長高岱教授坦言,每年淘汰、勸退學生,是『最心痛的時刻』。有些學生和家長,拼命找校方求情,甚至長跪不起,讓人很尷尬。
能不能建立『跨校轉學制度』?
『我們是否可以仿照美國大學間的轉學制度?』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盧曉東教授提出了另一種思路:雙向轉學,是美國高等教育保持高質量的核心制度之一,簡單地說,就是『允許名牌大學退學學生轉入一般大學就讀,允許一般院校學生通過考試轉入名牌大學』。
盧曉東介紹,國外一流大學的學術要求很高,反映在教學管理上,則是淘汰率高、畢業率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畢業率,長年保持在48%左右,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為45%左右,加州理工學院則在60%左右……高淘汰率對應的是一流大學『英纔教育』的本質特征。而國外名校之所以能做到高淘汰率,一個重要條件是,學生一旦由於學習原因被退學,馬上可轉入一般大學,尋求另外的職業發展方向。盧曉東分析,這就大大減輕名牌大學校方的壓力。同時,學生有機會吸取教訓,發現自己的擅長與不擅長和真正的興趣志向,重新開始。
轉學並非單向。哥倫比亞、哈佛、耶魯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學府,都有接受『低轉高』轉學生的制度。『這給了一般院校學生希望和動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提昇了一般院校的教學水平。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是在本科二年級時通過轉學,從一所叫作「西方學院」的小型文理學院,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後兩年本科教育的。』
2001年,美國加州大學原校長克拉克·克爾指出,21世紀的高等教育將形成一種模式:按學術的層次進行分離,在比較高的層次,非常強調學生的優秀;在不那麼高的學術層次,則滿足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遍入學的要求——從而做到既能培養高級人纔,又擴大入學機會。盧曉東表示,這一模式產生於社會對英纔和平等入學機會的雙重需求,目前中國也存在這樣的需求,『雙向轉學制度,將能促進形成這樣的模式』。他說,如果一流大學對學生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將造成人纔和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記者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