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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
在大學沒有獨立性的權力架構中,如果大學有自主考試招生的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
現在中國大學實行的基本是統一考試、統一錄取制(近年有所松動,少數學校作為改革的試點開始具有自主招生權)。由於這種制度有著諸如不利於學校自主辦學、辦出特色等弊病,所以近來要求變『統考』、『統招』為大學自主考試、招生的呼聲自然越來越高,而且一個重要的論據是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實行的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美國的中學校長可以實名推薦;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華羅庚、吳?、錢?書等偏科的『奇纔』能被錄取就是明證。
從理論上說,這種觀點自然很有『道理』,是『應當』實行的,但揆諸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此種制度卻難以實行,倘硬要全面實行,只會造成更多、更嚴重的弊病,因為實行這種考試招生制度的一個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大學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所以,不能簡單類比,以『他人』可以,『從前』可以,就認為『現在』也可以。其實,中國與外國、現在的中國與過去的中國的情況早已迥然不同。從一些具體事例,便可看出什麼是大學的『獨立性』:
1969年基辛格以哈佛大學名教授身份要出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仍想保留哈佛教職,哈佛大學卻要他在官職與教職中只能選擇其一。『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權力炙手可熱,大學卻可對他說不,顯示出大學的獨立性。五四運動中,北大一些學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長蔡元培公開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並多方奔走,挺身營救被捕學生。營救成功後便辭去校長之職,並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抗議政府對他治校的乾涉:『於是教育部來乾涉了,國務院來乾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乾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哈佛是私立大學,『不買政府的賬』還說得過去,而北大是國立大學,主要由政府撥款,蔡元培竟也不同意政府乾預,依現在的觀念頗有些『匪夷所思』。其實,在他們和當時的社會觀念中,大學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責任出資辦學,但具體怎樣辦學,則應由專門人纔主管,政府不得隨意乾預。當然,除了觀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存在著一個相對強大的民間社會,有民辦大學、教會大學的競爭,有公眾輿論的強大壓力,這些都是大學能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素。
後來中國社會的巨變並非一般意義的政權更替,而是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在這種新社會結構中,民間社會基本消失,教育資源完全由國家掌握。大學實際成為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下屬『行政單位』,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在《大學的邏輯》中深有體會地說:『一個政府主管部門的處長,可以隨時召集大學的校長去開會,可以訓令大學校長,大學校長沒有一點辦法,因為你的經費來源都是由他撥的,得罪不起。』據他所說,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會科學部和科研部合並成一個部門,但有關部門就不高興,『你把社會科學部合並了,如果其他大學都效法,那我以後乾什麼?所以你合並社會科學部,我就不給你科研經費,北大後來被迫又把它分開。』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學校。因此,纔會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學)競相聘請高級官員到學校任教、兼職,因為所請官員級別越高,學校能得到的各種優惠資源越多(包括聲望也是一種資源);纔會有各高校競相給各級官員濫發濫賣文憑之舉。在這種大學沒有獨立性的權力架構中,如果大學有自主考試招生的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
總之,大學自主考試招生的前提是大學要真正具有獨立性,要有強大的民間社會的存在。如果大學沒有獨立性而『自主』招生,這只能是美好但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以『外國』、『過去』實行這種制度作為當代中國實行這種制度的依據,是典型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