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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凝望中琴童可可練琴。
許敏初到北京住的地下室。
題記
2009年11月1日清晨,北京迎來今冬第一場雪。雪下得很大,到下午三點半還不斷從天空飄落。租住在西便門一間屋子裡的20歲皖北少年許敏看了一眼電腦屏幕上的時間,關掉QQ聊天窗口,出門去上課。千裡之外,許敏的母親從郵局寄出了一個包裹,裡面是一件厚厚的手織毛衣。
雪也下在北京南城的方莊,12歲的鄭州男孩可可在一個住宅樓底下玩雪。他估摸著中午出去逛街的媽媽快回來了,果然就看到了媽媽和同租一套房子的阿姨遠遠地走來。可可抓著幾團准備好的大雪球,向她們身上擲去。手裡拎著一個平價超市購物袋的趙慧琴嚇了一跳,來不及躲開,連脖子裡都掉進了冰冷的雪。看著興奮的兒子,惱也不是,責也不是,她只能催他快上樓去練琴。可可的手指早就凍僵了,磨蹭了好一會,客廳裡纔傳出每天例行練習曲的小提琴樂聲。
許敏和可可互不認識。他們一個是來考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獨自『漂』著;一個是來考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小提琴六年級插班生,有父母陪著。一段隱約相似的經歷,把他們共同『擺渡』到了京城這個夢想成真的地方。
『一考上就回家辦個補習班』——考生許敏和『師哥』的故事許敏認為,迄今為止,他的生命中最幸運的一刻發生在2009年2月的一個下午,北京一家地下室的洗水槽旁。
邊洗頭邊唱歌招來『師哥』當時,許敏正在邊洗頭發邊唱歌,有人打斷了他:『喂,你也是來考中央音院的嗎?』
許敏撥開還在滴水的頭發,告訴那個人,他是來找聲樂老師的,但是他在北京瞎轉了一個多星期,身上帶的一千塊錢快用光了,連道門縫也沒挨上。
『我聽你唱得不錯呀,你的中低音很有特點,就這麼回去太可惜了。』那個人內行地對許敏說,『要不,我把你領去給我的老師看看吧,他是中央音院聲樂系的教授,看他願不願意教你。』
中央音樂學院的大樓矗立在西二環邊上,於是,西便門周邊就形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學區房』——每年年初,都會從全國各地聚攏來一群『候鳥』,他們的目標是當年或次年3月份舉行的『央音』專業考試。非常湊巧,許敏在地下室碰上的那位與他惺惺相惜的『義士』,就是一名准備報考聲樂系研究生的考生。
『我真是瞎貓碰上死老鼠,怎麼就這麼走運呢?連我都佩服我自己。』過後,許敏常常回想這一幕,琢磨著其中的命運玄機。
許敏來自安徽省北部一個人口稠密的城市。他向記者這樣描述家鄉:『交通不發達,經濟落後,特產是白酒和豆腐,和藝術不沾邊,好幾年沒一個人考進中央音院聲樂系。像我這樣想學美聲的,根本找不到好老師。』
許敏在北上之前,曾經短暫地停留上海,想考上海音樂學院。去年7月份,許敏家中通過關系找到了上海師范大學一位聲樂教授,請他先『聽一聽』。聽完之後,教授不建議報名考試:『第一,你的意大利語有錯誤;第二,你在發聲方法上有根本性問題。』許敏這纔知道,他在家鄉的藝校裡跟『最好的老師』學唱的三年功夫算是全廢了。
2009年寒假過後,許敏告訴母親,他已經決定『北漂』求學。母親說,好,給你一千元錢和一個星期時間,找不到老師你就回來。從沒出過遠門的許敏就這樣獨自上路,來到沒有一個熟人的北京。
萍水相逢之後,許敏開始整天找『師哥』對歌詞,讓他指出自己在意大利語上的毛病。當然,也是在等待著『師哥』兌現他當初在洗水槽邊的應諾。
『師哥』引薦了自己的老師一晃十幾天過去,『師哥』已經把話遞上,但那頭遲遲沒有回音。母親再寄來的幾千元錢也快用完,許敏跟『師哥』攤牌了:『我先回家,你這邊有消息了我再過來。』
『師哥』當著許敏的面給老師發了一條短信:『我說的那個條件很好的小伙子明天就要走了!』老師回消息說:『明天帶他過來吧。』
其實,這位老師住的小區離許敏和他『師哥』住的地下室只是相隔一條窄窄的馬路。
許敏從老師家『面試』出來之後,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壓低了聲音說:『媽媽,他不要我。』
母親難過得要哭了:『那你趕緊回來吧。』
『媽媽,我騙你的!老師要我了!他說我條件好,悟性也好!』
『你這死孩子!老師還說什麼了?』母親轉悲為喜。
『他希望我3月份就能在他那裡上課,多上點課,考上的把握就更大。他還說我太瘦了,要幫我辦一張健身卡,他還說如果想補文化課,他可以牽線讓我在音樂附中借讀……』
許敏告訴記者,老師果然很快就幫他辦了一張一千元的健身卡,可以用兩年,『非常合算』,可惜利用率不高。天熱的時候,許敏去游泳,然後洗個澡回家,冬天一來,就懶得去了。至於在附中借讀,收費實在太貴,他沒去上。
最近,老師准備帶他去見一位重要人物,也就是老師的老師。如果太師覺得許敏不錯,那明年的考試就基本沒有問題。為了這次見面,許敏准備了一首新歌,還准備去做一身禮服,『這是必須的,從頭到腳都得像正式演出一樣』。
『我們碰到的都是好人!』許敏的母親對記者感慨,她掛念兒子,但輕易不敢來京。『來一次,光坐火車就是500塊錢,』那是許敏上一節課的費用,『來了總還有點其它的花銷,送禮請客什麼的。不敢來,來不起。』
作為基層公務員,許敏母親對每個月高達7000元的開銷感到吃力:『我每個月都要借錢。』今年夏天,她把房子賣了。
『這7000元錢都是怎麼用的?』記者問許敏。
『原來的地下室不能住了,有人嫌我唱歌吵他們,我只能搬出來找人合租,月租1000元。吃飯和零碎生活費1000元。學費在5000元左右。老師的課一節500元,一星期一到兩節。另外還有三個小課——樂理,試唱,練耳,每周各上兩節,每節200元,也是師哥幫我介紹的,上課的老師是他的研究生同學。』
一條看得見的產業鏈從與『師哥』接上話的那時候起,許敏就踏上了一條人力運轉的產業鏈。這條產業鏈的本質是一條人際關系鏈,它由下至上,層層轉手著像許敏這樣的外地來京藝術考生。許敏很幸運,沒有碰到接電話也算在教課時間裡的老師,也沒碰到過收了介紹費卻沒有幫忙幫到底的中間人,更沒有碰到過騙子。而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無數個許敏的身上發生著。
很難說許敏們受到了這條產業鏈的盤剝,因為它的存在符合現實需要,事實上,這就是一座架設在地方一般教育資源與中央藝術院校之間的人梯。撇開上當受騙的風險不談,像許敏這樣一無關系二無財力的外地考生,如果不是由『師哥』介紹給他的老師和他的同學,哪可能知道自己與入學水平之間的差距,哪有機會填平這些差距?更談不上被引見給老師的朋友,老師的老師。
許敏笑嘻嘻地對記者說:你不用擔心,只要一考進去,我就能賺錢。
『師哥』現在忙得很,不僅要在學校上課,還要在租來的兩套房子裡給十幾個孩子上課。這十幾個孩子都是他考上中央音樂學院後,回了一趟山東老家招來的。『他考上了就先幫他家鄉人嘛。辦補習班很賺錢的,他一個月賺一萬多塊錢,能乾得很,把一年學費都賺到了。』
用不了多久,許敏也能像『師哥』一樣,兼營起『人力資源』。他打算好了,等明年夏天一接到錄取通知書,立即讓母親在安徽老家也幫他招一個班,送到北京來。
他把賺錢想得很輕松:『我一旦考上了,消息傳回去,藝校一定會像瘋了一樣,會有很多人要來找我做老師。帶個八九個孩子吧,要挑那些家裡有錢、自身條件又好、年齡又小的孩子。條件不好的我纔不要。然後我就可以賺很多錢,還能給我媽媽錢。』
『等我讀完五年的本科生,我要像師哥一樣考研究生,學一些高級東西,然後去國際上參加聲樂比賽,要是得個大獎回來,那就一下子紅了,就出名了。』許敏看了一眼記者,說,『你應該在我出了名之後來采訪我。』
『全家人都反對,就我在堅持』——陪讀媽媽趙慧琴的故事
趙慧琴是典型的陪讀媽媽,對孩子既嚴厲,又憐愛。
『可能是我的名字裡帶了個琴字,家裡人都說,怎麼就讓我兒子迷上拉琴了呢。』她溫柔而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如果說有一樣東西能讓一個家庭在短時間內財富急劇蒸發、家庭矛盾四起,那就是一個學藝術的家庭。
曾經是殷實的家庭像無數個被改變的家庭一樣,趙慧琴和她兒子想起來京以前的生活,還有種好夢正酣的感覺。趙慧琴一家的生活水平在鄭州算得上殷實,丈夫搞個體,她本人在國有卷煙廠做質檢員,工作輕松、穩定,收入又高。『以前,我家有輛雪佛蘭,我們到超市買東西,一買就是一兩百元。』可可驕傲地對記者說。
後來,雪佛蘭賣了九萬塊錢,轉手就買了可可現在拉的這把琴。
後來,趙慧琴逛街不再買衣服,只看看。她在北京的服裝批發市場買過一條十幾塊錢的褲子和一雙二十幾塊錢的鞋,回家穿兩天就壞了,她又氣又心疼,差點哭了。
可可過的是外地來京『琴童』的典型生活:上課出去,不上課不出去。趙慧琴告訴記者,丈夫並不是很願意兒子學琴,因為『花費太大』,『一年,得二十幾萬』。她苦笑:『一節課就是700塊錢,一星期上一次,考試前一星期兩次,花掉好多錢。』
起初,可可學琴是為了『開發智力』,老師是省歌舞團裡的一名副首席演奏員。2007年,大連某雜志社組織了一次小演奏家比賽,趙慧琴帶著兒子玩兒似地參加了。比賽結束,可可得到了一個獎項。現場,一位曾獲得CCTV音樂大賽一等獎的小提琴手的父親聽了可可的琴,評價說『音樂感覺挺好的』,建議到北京學琴。
正巧,可可的老師考上中央音樂學院的研究生,也要離開鄭州。不久以後,趙慧琴毅然做出了帶兒子來北京,全職做『陪讀媽媽』的決定。『當時還有一位音樂學院的老師說跟他學,我心裡想要學就跟個好老師學。』母親說。
通過研究生的介紹,中央音樂學院一位50多歲的教授、小提琴班的考官之一,收下了可可。鏈式反應在繼續。當消息傳到鄭州,一些家長說,『他家行,我家為啥不行』,也開始往北京跑。不久,趙慧琴的好朋友也帶著8歲的女兒來拜師學鋼琴,准備考音樂附小的二年級。
要正大光明地考進去2008年4月,可可復試結果出來,八個人裡位列第五。這是趙慧琴怎麼也想不到的結果,只能歸咎於可可臨考前意志松懈、水平下滑,以及音樂學院為防止舞弊而臨時作出的新措施——拉幕考試。
那年,附小四年級只招三個人,可可面臨三個選擇:自費;放棄;再考一年。大哭一場後,趙慧琴替兒子作主,不讀自費生。『這樣會影響到他上學的心理。我們要正大光明地考進去。』
但可可未必理解媽媽的心思。他挺向往沒有考試壓力的自費生:『沒有什麼不一樣。就是每年多一萬五千塊錢。』
說起各種收費,兒子比媽媽更在行。趙慧琴有時會驚訝甚至惱怒於兒子的頭頭是道。比如,媽媽說附小的文化課補習班『三千塊錢,就那幾天,不值』,兒子反駁她『那補習班可得上,可有用,沒上的人都吃虧了』;再比如,可可記得有人說過『想考上,拿幾十萬出來一家家送就搞定』,媽媽聞言,恨不能把兒子的腦袋倒個乾淨:『你在胡扯什麼呢!』
『全家人都反對孩子學琴,就我在堅持。』趙慧琴有些委屈。偶爾,她會想起走之前在鄭州辦的那張瑜珈卡,惋惜沒怎麼用過就作廢了。只有在聽兒子拉琴時,趙慧琴纔露出甜美的微笑。
趙慧琴說,她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明年4月份,可可考上插班生。『他考上後,我們就輕松了,我就可以上班了。』趙慧琴露出一種渴睡至極的人即將挨上枕頭的表情。她覺得第一次沒考上是意外和經驗不足,第二次的把握很大。連老師都說了『達到平常的要求就行了』。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人名系化名)
『孩子培養這事不可能假手他人』——對話『星媽』李建華在小提琴陪讀家長圈子裡,『陳曦媽媽』李建華享有很高的名望。許多人帶著孩子來到北京後就想辦法給她打電話、約見面,請她幫忙找老師,或者先請她聽孩子拉一回琴,給個話:行,還是不行。
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旁邊的一家咖啡館,記者見到李建華。我們的對話從她眼中的『陪讀』變遷史開始。
陪讀就像買股票,名利這些東西都跟著李:『陪讀村』原來都集中在復興門那邊,後來隨著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和附小搬到北京城南來而分開了。1994年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見到陪讀村的雛形,出租給陪讀的都是四合院,住的是人家大門外為了擋風搭出來的門斗,或者用來堆煤的小間,兩三百塊錢一個月。
我在1995年帶著陳曦來,第一次住的房子是廣電部一座樓裡的廁所改裝的。有門,沒有窗,放個吹風機,頂上一個電燈,那段時間裡我眼睛都快盲了,出來看不了太陽。屋裡熱得呀,像蒸籠似的,上個廁所得跑到人家樓裡去,特別遠。
我陪讀那時候,要來北京,就得停薪留職,有的家長所在單位不好,飯碗就丟了。現在你要陪讀的話,選擇多了,你可以把公司辦到北京來,也可以遙控地方上的業務,也可以不工作,在這兒炒股。2003年到2005年來北京的那批家長,很多都賺錢了。他們在這裡買了房子,有的還買了兩套,孩子出國了之後再把房子賣掉,賺上了一大筆。
我知道大家都有這個心理:陪讀有很大的付出,那麼就相應的有很大的期待。大家都認為自己的孩子是人纔,是人纔就一定要培養出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而且是比別的孩子好。有家長陪,練琴時間就長,沒有陪,就短。學校的管理很嚴格,但比不上家長管得那麼嚴密,還有營養,休息等等。
這個過程中,名利這種東西都跟著,包括我也有。學藝術嘛,不可能不去爭名爭利。所以很多經濟情況不佳的家庭不計投入地培養孩子,就存著一個『翻本』的欲望在,就像買股票一樣。
記者:您的家庭對陳曦的投入現在回報多少了?
李:僅從成本估算的角度看,現在還沒有收回成本,他出名之後一直在賺錢,但賺得比較少,一共就二十幾萬元,因為他一直在學習,18歲獲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小提琴銀獎,19歲到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學習,現在又在耶魯讀研究生,沒有進入市場那個圈子。
很多家長因為某位老師一句話就來了記者:您在這個圈子裡的能力能夠做到給家長聯系老師嗎?
李:可以啊。我的原則是我要先聽,不會把一個人無緣無故介紹給老師。經常是在聽了那孩子一個小時的琴聲之後,我問家長,是不是要把這小孩送來考試,他說是,我說就別送了,真的差太遠了。我是實話實說。他提前半年或一年來北京找老師還有希望補上,只剩兩三個月了纔來,肯定考不上。很多家長是因為某位老師一句話,就下了決心,把工作辭了,把房子賣了,來北京陪讀。
記者:有沒有屢考屢落,最後只能回家的?
李:太多了。錯誤就在家長不認識自己,太執著。其實老師都說實話,說不行就回去吧。但有的家長就是一根筋。我在這個圈裡,從陪讀開始15年,見過無數小孩,一開始覺得,無論我家的陳曦,還是郎朗,都是普通小孩,一起長大的,沒有什麼。陳曦全國獲獎後,有家長告訴我說你就偷著樂吧,你家是個天纔。我說哪有天纔,都是累出來的。現在我逐步意識到了真的有天纔。
記者:是不是天纔,試了纔知道。我看到一句話:『陪讀,可能毀了家庭,不陪讀,可能毀了孩子?』
李:這是實情。我們那個時候,家庭狀況還比較穩定,父母雙方對孩子的培養比較齊心。現在常有這樣的情況:媽媽在這裡陪著,辛辛苦苦,過了半年一年回家一看,第二胎都有了!老公和別人生的。
『陪讀』在亞洲人當中是十分正常的現象。陳曦所在的美國柯蒂斯學院的附近,同樣住著『陪讀』的中國臺灣人,美籍華人,日本人,韓國人。
幾年前,為了解脫中國的陪讀家長,我辦過一個『陪讀』中心,這期間帶過幾個孩子,沒有一個堅持待到半年以上,根本原因還是家長不放心。在孩子培養這件事上,不可能假手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