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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開中國大學自主招生之先河,首次采用『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今年,中山大學自主招生名額已經增長到700人,約佔中大一年全國招收8000名本科生的9%。同時,隨著自主招生制度的成熟,中大將逐步加大招生力度。這些信號都表明了高校自主辦學是趨勢,但是否就意味著『一考定終生』的高考制度就走向終結呢?恐怕未必。
我國的大一統高考考試制度如今實行已逾三十年,被高考固化的思維模式,將人們的線性思維發揮到極致,於是形成了『要出人頭地』、『要成纔』就必須擠過這座獨木橋這種單一的畸形的社會形態。幼兒教育開始到高考教育的接近二十年昇學之路,就是血淋淋的教育淘汰歷程。
近年來,呼吁高考改革的聲音愈來愈多,愈來愈盛。雖有小心翼翼的嘗試,但高考制度統考統招的基本格局都沒有發生變化。現在的高考制度,無形中成了學生優勝劣汰的工具,將許多學子拒絕於學府之外,而更多的學生成了『陪太子讀書』的典型。
最重要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學生是供方,高校是求方。按照理想的模式,應該由學生和高校兩者直接銜接,纔是符合市場運作規律。但現在的根本問題是,第三方(教育主管部門)主導市場運作,直接負責學生入學、高校招生過程。這就導致了行政成本高企、資源浪費,並且政府替代市場配置人力資源產生『高校培養的人纔與企業的實際需求不掛鉤』這種錯位現象。
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效仿公務員考試和大學考試的分離模式,實行『分級考試』制度。畢業考試回歸考試檢查學業和評價教育成果的職能。高校與學子之間適用多元的考核方式,實行雙向選擇模式。教育部門除了保證教育資金的投入和教育信息披露外,盡可能少插手教育事業,這樣纔能保證高校擁有實質性的自主辦學權。學生選擇學校就讀時,根據實際情況,報考不同的大學和自己感興趣的學科,獲得多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並選擇最終要上的大學。這樣一來,供求雙方都能各取所需,其『教』與『學』纔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