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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文縣公安局11月下旬恢復了任永良被冒名頂替了10年的戶籍。但文縣人民檢察院在介入調查此案4個多月後,仍遲遲沒有公布調查結果。11月21日下午,負責調查此案的文縣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建英告訴記者:『沒有結果之前不能接受采訪』。
11月16日,本報以《冒名頂替者坐進了縣黨史辦》為題報道了這樁跨度十年的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十年前,兩人是同班同學、表兄弟,高考成績放榜,任永良考了318分,張福文只有146分;十年後,兩人命運徹底改變:從天水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的張福文,坐進文縣縣委黨史辦的辦公室,而任永良仍在為生存的尊嚴而奮斗。
一紙錄取通知書,不僅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軌跡,也改變了他們的家庭。不管這對『掛鉤親戚』當年是否關系密切,但十年後,兩個家庭已經走向了『針尖對麥芒』的對立。
沒有談攏的『私了』
據文縣一中一位教過二人的老師回憶,任永良的成績稍好於張福文。在這個僅有28個學生組成的普通班中,『比較朴實的』任永良學習成績處於班級的中上游,而張福文的成績則比較靠後。
對於記者『當年招生審核把關不嚴』的質疑,天水師范學院黨委宣傳部部長陳逸平回應說:『學校在報名審查環節是細致的,新生資格審查中任永良的身份證、准考證、錄取通知書是一致的。』
他解釋,當年招生均是通過紙質檔案錄取審查的,農村學生檔案的涂改現象比較常見。
11月9日傍晚,任永良的父母,57歲的任富賢和56歲的趙繼蓮在家中向記者回憶了那次不愉快的『談判』。
2009年7月24日,當地媒體對此事調查之後,張福文的父親張汝雲提著4瓶當地產的成州酒來到任家。在任富賢夫婦看來,這是提著『下話酒』來的。而在張汝雲的講述中,當時雙方的談話『帶著一種氣憤,他們把我挖苦了一茬』。
張汝雲道歉:『我對不起你們,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我的妹子,我錯了。』『你們要求啥,我答應啥。』
趙繼蓮當即說,『你讓我的兒子坐辦公室』;『找個媳婦,行得嗎?』;『戶口沒得,弄個戶口吧。』
張汝雲只回應:『不可能,麻煩得很。』
雙方話不投機,沒有談攏。『我60多歲了,生了兩個兒子,潑命呢?(當地方言,意為拼命——記者注)』趙繼蓮說。
『我也60多歲了,我也有兩個兒子呢。我也就潑命呢。』據兩位老人回憶,張汝雲一度聲淚俱下。
『你不要下(落)淚,我比你下淚得多。我供個大學生不容易,你是工作乾部,我是老農民,一字不識,我是姑姑的女,你是我舅舅的兒,你都這麼把我的兒子害了。』趙繼蓮說。
就任永良父母還原的『談判』對話,記者曾向張汝雲求證,他說:『我可能說了那話。』
在媒體曝光之前,雙方曾在親戚的斡旋下『私了』。據『中間人』任建慶回憶,當時張汝雲帶了一份協議,大意是『因戶口產生誤會,同意付給任永良18萬元,而任永良承諾不再翻案』。
據了解,當天,張汝雲即向中間人的銀行賬戶匯款10萬元。不久,經當地媒體曝光,當地檢察機關介入,這筆錢被凍結。
任永良說,當時他沒有在協議上簽字,『協議沒有生效』。據他回憶,當時,張福文曾表態:『我就是賣兒賣女,也要把錢還清。』
『您是不是覺得愧疚,所以纔給他錢?』記者向張汝雲求證。
他回答:『這個,我沒這麼想,我總感覺他是我們親戚的娃,有血緣關系。有困難了,我們幫一把,這是正常的。』
11月14日下午,張汝雲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兩家已經私下和解,他同意付給任永良20萬元。而記者將這一消息告知任永良時,他說:『我壓根就沒同意。他這樣說的話,我要將官司打到底。』
『在這個事情上認真了,最終會兩敗俱傷』
任永良一直背負著沈重的心理負擔,至今未能完全卸去。為了供他上學,弟弟任俊忠小學4年級未畢業就輟學了,如今在磚窯廠賣苦力,雙手已經爬滿了老繭。妹妹任艷萍初三畢業那年,想學電腦,因家裡連1000元都拿不出,只好作罷。
當年,因自費上大學,他的家庭支付了一筆額外的教育支出,東拼西攢湊了4萬多元。一筆500元的借款至今尚未還清。
『我下輩子再也不供學生了,供怕了!』任富賢話裡透著滄桑。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回憶,為供兒子上學,家裡在最艱難時,甚至連鹽都吃不起。
盡管已經實現了溫飽,但糜面仍是這個農家的主要口糧之一。靠著母親每年養豬的微薄收入,任永良艱難地完成了他的學業。今年,他已經30歲了,還沒有結婚。
『當時就是想讓兒子吃口輕巧(容易)飯。』這對農村夫婦的美好願望,在兒子上完大學7年後也沒能完全實現。
張福文家在10年後被流言蜚語所擾:『好像我們一家人是賊嘛,反革命分子,連門都出不去了。』
『如果你們這次來再翻騰這件事情,我們一家人就死定了。』張汝雲對記者說。
這位父親,已顯得十分憔悴。他發現,僅幾天,兒子的頭發就已經掉得和自己一樣稀疏了。
『他不為我們著想,我們作為親戚,還替他們著想呢。這個事情他認真了,最終會落個兩敗俱傷,對誰也沒好處。』一直沈默的張福文說。 (記者張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