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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寶成
潘懋元
沈紅
紀寶成(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我們應當讓全社會認識到,沒有大眾化的就業,就沒有大眾化的高等教育。既想要大眾化的高等教育的入學考試門檻,又想要精英式教育下的大學分配是不現實的。 潘懋元(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名譽所長): 適應社會需求與大學的內在精神品質應該是統一的。但大學適應社會的需求應該是一種主動的適應,不是被動的適應,不能把適應社會的需求簡單地理解為迎合社會的需要。 沈紅(華中科技大學教科院副院長): 若真正進行滿足社會需求的改革,就不只是解決就業問題,而是要使大學全方位地參與到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之中,歸結到國家競爭力的提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之上。
『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推動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11月底,新任教育部長袁貴仁部署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同時為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改革定下這樣的基調。
多年來,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從未停止。然而,現實中這樣那樣的問題總在提醒我們,高等教育必須在不斷地改革中走向完善。
『我們的教育還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適應國家對人纔培養的要求。』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教師節前夕這段意味深長的講話,更加催促我們認真思考,社會對高等教育、對大學的需要到底是什麼?高等教育和大學又該如何應對?社會需求多樣、復雜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社會需求
記者:應對目前大環境,您認為社會對高等教育、對大學以及對大學生究竟有什麼樣的需求及要求?
紀寶成:對社會需求本身我們要有全面深刻的認識。社會需求有的表現為人纔市場的需求,也有的並不僅僅通過市場表現出來;有的是眼前的需求,容易看到;有的則是長遠需求,一時不一定看得到。所以,絕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社會需求,因為社會需求總是多樣的。
潘懋元:社會需求是多樣的、復雜的,具有雙重性。第一,在基本要求上,社會需要高校所培養的人纔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第二,在具體要求上,社會需要高校的專業結構與社會的人纔結構基本一致,大學生能充分就業。因此,高校在培養學生過程中,若要滿足社會需求,就不能拋開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培養而僅僅滿足於找到一份工作。其次,高等教育應反映社會具體的不同層次、類型的需求。
沈紅:我個人認為,若真正進行滿足社會需求的改革,就不只是解決就業問題,而是要使大學全方位地參與到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之中,歸結到國家競爭力的提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之上。
記者:目前的高等教育,在哪些方面不適應社會需求?
紀寶成:總的來說,社會需求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濟社會發展對人纔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而這兩個需求,我認為有統一,有矛盾,這也是當前高等教育發展的難點之一。
從經濟社會發展對人纔的需要來講,目前主要不表現在數量上,而是結構和質量的問題。我們過去長期堅持精英教育,人纔選拔模式、專業設置、培養目標,都是在精英教育的背景下設計出來的。而大眾化高等教育,決不僅僅表現在數量上,還有結構和質量的要求。所以,現在的大眾化只是在規模上達到了要求,結構方面根本沒有很好地實現。
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高等教育大眾化,但大眾化並非要求我們培養多少研究型人纔,其最大的結構性變化應該體現在大規模培養高等職業技術人纔上。在這方面,目前的高等教育結構體系沒有適應需要,從根本上及時地進行調整。
另一個大問題是規模和質量的關系問題。不能不說,在規模擴大的過程中,有些路現在看來走得不慎妥當。
我特別想強調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四者的統一,規模大了是發展,結構優化、質量提高、效益提高同樣是發展,而且是更重要的發展,而在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問題是優化結構和提高質量,優化結構是前提,提昇質量是核心,這是當前高等教育發展最關鍵的兩座山,如果上去了,效益也就提高了。
我認為,應當立即實施低速增長,穩定發展的方針,讓相當一批學校修養生息,以緩解這幾年擴招過快積累的大量矛盾。
沈紅:大學的職能我們一般歸納為教學、科研、社會服務。
我們經常檢討大學教學中的問題:大班課的比例,教師教學狀況評價的不實,教師對課堂講課的重視程度、內容的更新、方法的調整等等。
我們也在經常檢討大學科研問題:由於國家的重視,大學科研得到了長足發展,大學理應為國家的科學進步做出更大貢獻。為什麼事實並不如此?一是並不是所有高校都應該做科研,二是更不是所有教師都應該、都能夠做科研。
為社會服務,產學研結合固然是一種社會服務形式,但並不是所有高校都可以進行這種結合。
我想強調的是,大學的職能與社會的需求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我不認為大學必須滿足所有的社會需求。統一的評價標准下難以凸顯高校個性
記者:許多高校求大求全、千校一面的同質化現象日益嚴重,是什麼導致了這一現象的蔓延?
紀寶成:中國的高校長期以來被分成了三六九等,這樣的評價機制,讓學校怎麼考慮社會需求,他就考慮我能不能昇『格』。不能只怪學校,因為評價機制就是這樣。
潘懋元:高校辦學同質化現象嚴重,政府有著相當的責任。雖然社會上重理論輕應用的思想是一個影響因素,但政府的評估制度引導了高校同質化發展。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問題。目前,我國高校辦學還缺乏自主權。同時高校自身的自主性、自覺性還不夠,這一點甚至相當嚴重。
沈紅:如果評價標准是統一和近乎統一的,有哪所大學願意凸顯個性呢?如果大規模可以得到大投入,有哪所學校不想『做大』?如果投入不是按校而是按學科、按特色,如果在學校評估中設置一個『特色分』,學校是不是會用心用力辦好特色專業和特色學科呢?提倡和強調是軟指令,評估指標和投入是硬指令。在中國大學很少體現特色的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加強硬指令。不同類型的高校要滿足不同的社會需求
記者:在上述背景下,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應從何突破,怎樣體現以社會需求為導向?
潘懋元:既然社會的具體需求是多樣的,那麼高等教育就應該分類發展,多樣化發展,不同類型的高校滿足不同的社會需求。我認為我國的高等學校可分為三種基本類型:一、學術型大學,也就是傳統的綜合性大學或所謂的『研究型』大學。二、應用型本科高校,可以是多科性或單科性的院校。三、職業技術高校,也可以是多科性或單科性的院校。從數量結構上看,學術型、應用型、職業型三者應是從少到多呈金字塔型的結構。
紀寶成:我認為當前最有效的改革之舉是將高等教育明確區分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兩個體系,分別舉行高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用精英教育模式下的人纔選拔方法一刀切地要求所有人。中國的高等教育需要一種大手筆的創新,一種根本性的改革,我不相信會永遠這樣高考下去。
沈紅:我的看法是,首先對中國高等學校進行恰當的分層分類。至於如何做一個科學的分層分類並讓學校都自願地、不攀比地居於應該所處的層與類中,我提出四個步驟:第一是經過學術研究兼顧國際比較和中國歷史狀況,給中國的高校一個層與類劃分並給出相應的層與類指標。第二,由高校自己選擇本校所居層與類。第三,由區域(省)內其他高校給該校一個層與類位置。第四,按學校所承認的所居位置的標准給以投入和評估。這樣做到首尾相顧。沒有大眾化的就業,就沒有大眾化的高等教育
記者: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內外部環境需要做哪些調適?
潘懋元:從高校外部環境看,應建立多樣化的評估指標體系,通過分類評估引導高校分類發展。同時,在體制改革方面,要落實高校的辦學自主權,給高校自主選擇發展方向,自由競爭發展的空間。
從高校的內部改革看,高校的辦學不能僅僅看結果,還要看過程。辦學水平的高低體現在高校是否提高了教育質量,課程教學的質量如何,師資隊伍建設如何,辦學條件是否得到改善等方面。此外,除了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外,大學還有其他許多社會責任,如為社會提供服務、引領社會文化等等。就具體的人纔培養過程而言,高校應該根據社會的多樣化需求構建專業。高校應重視人纔培養過程的改革,教學過程的改革,包括專業設置、課程教材建設,師資隊伍建設等。
紀寶成:我曾經講過,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也應當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思想的變革,我們應當讓全社會認識到,沒有大眾化的就業,就沒有大眾化的高等教育。既想要大眾化的高等教育的入學考試門檻,又想要精英式教育下的大學分配是不現實的。
而對高等教育來講,體制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在解決條塊關系問題上我們取得了偉大的成就;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上,有重要突破但是遠未到位;政府與高校的關系問題,則早就破題,卻進展遲緩。
關於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我主張中央的教育職能主要體現在制定教育方針、政策,教育的基本制度、規格、標准及實施教育的宏觀調控等方面,至於學校的設置、招生計劃等具體事務,多數應當逐步過度到『誰拿錢,誰為主』,中央政府部門只保持必要的、權威的監督權和否決權。
關於政府與高校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必須進一步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按學術本位的要求『還權』、『放權』於高校,切實減少行政乾預,大踏步地實現高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80年代我們學校建一座房子,蓋了200多個公章,現在同樣要蓋200多個公章。頻繁的行政監察、行政審批、行政評估,把工程、項目思維帶到政府對學校的管理上來,動不動叫什麼工程、什麼項目,層層申報,學校辦學的自主權,怎樣實現?
我建議不再使用『部屬』、『省屬』高校的概念,代之以『國立』、『省立』的提法,保障高校的法人地位,同時探索建立不同類型、層次的大學聯合會等高等教育中介組織。
沈紅:盡管是大學的內部環境也需要大學自身和大學外部的共同努力,要加強對學者的學術激勵,而最好的激勵是學術自由的氛圍和學術條件。
在環境上,在給大學一定的層次和類型劃分後,各個高校就要『各司其職』。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同意強校帶弱校的觀點,因為『帶』的結果是壯大了弱校,削弱了強校。這並非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的路徑。不能把適應社會需求簡單地理解為迎合社會需要
記者: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必然會對大學進行一些更加現實的考量。那麼,如何保持一種良好的平衡?
潘懋元:服務社會需求與堅守大學內在品質是表面矛盾,內在統一的。大學理念本身即是歷史思想的是繼承與現實需要矛盾統一的產物,歷史上每一種大學理念的出現都體現著時代對大學的新需求。因此,適應社會需求與大學的內在精神品質應該是統一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學適應社會的需求應該是一種主動的適應,不是被動的適應,不能把適應社會的需求簡單地理解為迎合社會的需要。
沈紅:大學內在精神及品質要為社會的發展服務,同時,大學行為與社會需求也要保持適度的距離。這種距離不是說大學跟在社會需求的後面,而是大學的精神、品質、行動要超前於社會需求。當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提出新需求時,大學已經准備好了,可以應對自如。
(記者豐捷廈門大學葛喜艷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