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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生舉著印有候選人姓名的糖果。
每月一次由校長參加的學生會例會現場。
12月24日聖誕節,李慶明打扮成聖誕老人在校門口鞠躬,發糖。
悼念儀式現場。
競選現場。
競選現場。
和馬丁·路德·金一樣,黃浩芃的競選演講主題,同樣是『我有一個夢想』。
但不同的是,這個14歲男生的夢想,只是成為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屬學校的學生自主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生會』)主席。
在剛剛過去的2009年年末,他已經夢想成真。學校裡,隨處可見這個新任學生會主席的大幅海報。海報上,這個戴著眼鏡、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八年級學生,正高舉右手,做出一個揮拳的動作。
這張獲勝者的海報,只是這所擁有某種獨特氣質的學校的一個縮影,還有更多讓人驚訝的事情,正持續不斷地發生著。
在這裡,每年的10月15日~11月15日,是約定俗成的『競選月』。學生會的主席要經過班級、年級到學校的層層公開選舉,然後由全校1800多名學生選民投票產生。一個見證過『競選月』全過程的中央電視臺記者說:『這和美國總統大選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這裡,學生會的主席有權組織自己的『內閣』。在每月一次的校長例會上,他和『內閣成員』們將對學校的公共事務提出意見和建議,校長會一一記錄,然後當面解釋,或立刻作出整改。
在這裡,有一個40多人組成的學生記者團,成員遍布每個班級。在每周一的早會上,他們能夠通過廣播站,對教師甚至校長本人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
最有代表性的場景是,只要沒有特殊原因,學校的校長一定風雨無阻地站在校門口向學生鞠躬,並要求學生也對他鞠躬還禮。
5年多來,這所坐落於深圳市著名富人區『華僑城』中,被每平方米6.5萬元的豪宅、種滿名貴花木的園林和高爾夫俱樂部環繞的公立九年一貫制學校裡,50歲的校長李慶明,正致力於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張。
『我們要挖掘每個孩子身上的潛質。但如果達不到這個目標,也沒有關系,他可以當一個好公民。』李慶明說。
『如果我漠視自己的權利,不對身邊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那是我的錯』
李慶明培養『好公民』的第一個努力,是讓孩子們學會選舉。
他從2004年開始推行學生競選制度。剛開始,他只選擇了一個四年級班級作為試點,但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於是第二年,他便把競選推廣到整所學校。
每年10月15日~11月15日,是學校雷打不動的『競選月』。小到每個班級的班長,大到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團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都由學生選舉產生,每人一票。
李慶明和教師一起,為『競選月』確定了嚴格的程序和制度。一屆學生會主席的選舉,先要通過班級海選和年級海選,從高、中、低年級各選出兩名候選人;然後,在全校的競選大會上,6名候選人要經歷演講、纔藝展示、公開辯論、回答選民提問等各個環節;最後,經過全校1800多名學生的幾輪投票,選出獲勝者。
選舉章程規定,任期一年後,主席自動離職。學校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公證小組』,負責監督選舉過程以及計票。這個機構的成員,通常由已經卸任的學生會成員擔任。
一個叫孫曉峰的學生,連續參加了4年競選,並在2008年成功當選學生會主席。一年後,他離職,卻拒絕了進入『公證小組』。
『我承認,自己是有私心的,』這個前學生會主席解釋自己的動機,『我知道哪些學生更適合進入學生會,但這種判斷,會影響我在公正小組的工作,這樣對其他候選人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寧可放棄這個職位,讓所有人都在一個公正中立的環境裡競選。』
在競選過程中,孫曉峰給李慶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2005年到2008年,孫曉峰連續參加了三四年競選,雖然屢戰屢敗,卻始終不放棄。
第一次參選,他比第一名少了600多票。但就在宣布結果時,出人意料的一幕發生了,在演講臺上,這個五年級男生非常有風度地向自己的對手握手表示祝賀。但走下臺後,他卻躲到角落裡,抹起眼淚。
曾有人問過孫曉峰:『如果有一個機會讓你競選『華僑城』社區的人大代表,你會怎麼做?』這個15歲的中學生考慮了幾分鍾,便說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訪社區的各戶居民,了解他們的需求,然後再告訴選民們,如果自己當選了,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在選舉的宣傳上,他會在社區各處張貼自己的宣傳海報,然後定期舉行競選演講,並且和『智囊團』一起,為自己的選舉確定一個系統的,能夠持之以恆的方案。
『公務員就應該為公民服務,如果沒有做好,那是他的錯,但如果我漠視自己的權利,不對身邊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那是我的錯。如果大家都漠視了,這個社會怎麼能進步?』經過4年的競選洗禮,這個嘴角剛冒出稀疏胡楂兒的九年級學生已經對公民、權利這些字眼非常熟稔。
『一顆嬌嫩的自由民主的種籽,已經植入你我的心中』
這更像是一場發生在少年間的選戰。
為了獲勝,候選的學生開始學習如何動員身邊一切資源。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他們會和孩子一起學習各種纔藝,幫助孩子修改演講稿、准備公開辯論的題目、糾正他們的演講姿勢。
每個候選人都有自己的『智囊團』,並在宣傳上各出奇招。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到各個班級去散發;有人帶著助手,在操場上抬著自己的大幅海報轉圈,還喊著整齊的口號;甚至有家長在學校周圍昇起10多個大氣球,氣球下方的橫幅上寫著孩子的名字,號召選民投他一票。
當然,無論用什麼樣的方式,每個人都會強調同一個口號:『為同學們服務。』這是由校長確定的主題。
黃浩芃依然記得初次登臺參加競選時那種『緊張感』。在此之前,他是個內向的男生,雖然成績一直很好,但他很少在公共場合說話,也從來沒有當過班乾部。有段時間,身為某國企高管的母親,一度還想讓他轉學,因為這個新學校纔成立了兩年多,她很擔心孩子的『學業問題』。
2008年,他決定參加競選。第一次演講,他全身都在發抖,腳抖得『幾乎站不住』,左手拿的發言稿『抖得嘩嘩響』,右手『抖得連麥克風都拿不穩』,他好幾次用力握拳,試圖固定住麥克風,卻發現『手有點不聽使喚』。原本設計的開場白是大喊一聲『大家好』,可他緊張得控制不住聲音,一開口就破嗓了,臺下的選民噓聲一片,他在臺上聽得清清楚楚。
『豁出去了,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往下念了。』時隔一年,這個男孩回憶起當時的場景,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反正只是抱著嘗試的想法去的,凡事總得有第一次吧。』
克服了初期的緊張後,他覺得和這個舞臺『越來越熟悉』。在接下來的幾個環節中,他開始逐漸地適應了競選的節奏,在纔藝展示詩朗誦《海燕》中,他甚至做出了一個『在排練時都很難練好』的展翅飛翔的動作。
這個初次參加選舉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後一個環節,在全校1719張學生投票中,他以20多票的微小差距,輸給了孫曉峰。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黃浩芃並沒有閑著。他決心要參加第二年的『競選』,並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他開始關注新聞裡那些播音員播報新聞的方式,也開始模仿電視上那些政治人物的舉手投足。他的『智囊團』,則早早從各個方面對他的『競選』提出建議。作文好的人幫他修改演講稿,美術好的人設計海報上的各個細節。甚至,一位演講顧問會告訴他改正在臺上的一些小動作,並糾正他演講時的語氣與節奏。
在11月15日全校競選日那天,他和『智囊團』抬著自己的大幅海報,到各個班級去『拉票』,一個在音樂方面有特長的『助手』,還帶了一支長笛,走到每個班級,都會吹上一曲。
在演講臺上,他說出精心准備的演講詞:『一年前,我與今天一樣,信心百倍地站在了這裡,我落選了。但是今年我又來了,因為我不想錯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刻,因為無論是對於我,還是你,無論是對於學校,還是中國,今天都是一個超越平凡的日子,因為在這樣的日子裡,一顆嬌嫩的自由民主的種籽,已經植入你我的心中,並悄悄成長。』
他最終如願以償,在最後的全校投票中,獲得了1120張選票。新任學生會主席工作很賣力,挑選了『很精乾的內閣成員』、『整頓了學生會工作的風氣』。他要求助手們每周都寫工作計劃,在每周例會上共同討論。
黃浩芃的母親,對兒子的學業多少有些擔心。她希望兒子在『服務好同學』的同時,也能保持住現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績。畢竟,『無論學生會的工作做得多麼好,最後能有好成績,考上好大學,纔是根本』。
但黃浩芃卻對自己的未來很自信。他覺得,『在這所學校裡學到的東西,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用得上』。
『要鼓勵學生成為公民,首先要保證他們能有一個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
當了近30年老師,陸平還是第一次被 學生當面批評,而且還是在校長主持的學生會例會上,這讓她『當時多少有些不適應』。
事情說來也簡單:2009年12月最後一周,陸平主持的學校『公民養成中心』,接連舉辦了兩場活動。學生們覺得這周活動安排過於密集,而上一周卻什麼活動也沒有。於是,在每月末的學生會例會上,有學生會的乾部當著校長的面,對此直接表達了不滿。
按照會議的程序,接下來,陸平便向學生解釋,原本安排義賣活動的第三周,恰好趕上初中學生的月考,為了不耽誤考試,纔作了這樣的調整。並且,她向學生表示,『中心以後在安排活動的周期上,一定會注意頻率和方式』。
作為每月一次例會的參加者,陸平直言自己『有壓力』,因為『你不知道孩子在會上會說什麼』。
的確,這樣的會議已經舉行了將近5年,在與會教師和學生們的回憶裡,會議上的議題五花八門。從『室內球場的通風條件不好』,到『學校魚池的換水不夠及時』;從『教師拖堂,沒有按時下課』,到『初三的課程過多,佔用了學生社團的活動時間』;從『集會散會後的地面紙張無人清掃』,到『檢查廁所衛生的學生,最好注意性別』,幾乎囊括了學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細節。
最為『尖銳』的時候,學生甚至直接對校長本人提出了批評。
有一次開會,李慶明不斷地接聽手機,有學生便提出:『希望校長能夠尊重我們,開會的時候不要打手機。』
李慶明只得放下手機,向學生們解釋,剛纔的電話,是為了去落實學生們提出的建議。但從此以後,他開會時都把手機調成了靜音。
這樣的監督與批評,不僅僅發生在學生會的例會上,而且發生在許多更為大型的公共場合。在某次周一的早會上,有學生會記者團的播音員播報了一個小記者寫來的稿件。稿件中稱,上周的昇旗儀式上,有幾位老師在交頭接耳,『希望這幾位老師能夠尊重國旗』。
更令人吃驚的是,記者團並非只會批評,孩子們『居然也懂得斗爭策略』。在時隔一周的周一集會上,記者團的播音員又播報了一篇稿件,文中稱,『在上一周的集會中,那幾位老師沒有再出現交頭接耳的狀況,這說明他們虛心接受了批評,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學學習』。
看著這些『小屁孩兒』們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嚴肅認真的大人樣子』,陸平有時候也會覺得『很搞笑』。
在她的記憶中,有這樣一幕在成年人看來頗為有趣的場景:有一次會議時間延長了,一個三年級的學生會乾部,一本正經地看了看手表,然後舉手說:『校長,會議的時間已經到了,你看我學習也很忙,我媽媽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嗎?』
但在覺得有趣之餘,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這所學校裡,師生關系確實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改變』。她甚至會用『公民社會』和『臣民社會』的區別,來解釋這種變化。
『以前的孩子很順從,將就老師,而老師也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釋,』她說,『但現在不一樣了,在公民社會裡,我們也是為學生服務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開透明,讓接受服務的人滿意,這不是很好嗎?』
而在李慶明看來,這種新型的師生關系,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標之一:『我們要鼓勵學生成為公民,首先要保證他們能有一個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鼓勵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這纔是公民教育的應有之道。』
『這能讓我體會到一種平等和尊重』
在深圳的教育界,李慶明是一個公認的『爭議人物』。
在學校老師和朋友們的眼中,這是個『精力超人、多纔多藝』的校長。他能用意大利語演唱『具有專業水准』的歌劇,還能畫一手漂亮的鉛筆畫;上大學的時候,他的100米能跑出11.2秒的成績,至今仍是那所高校無人能破的紀錄。在學校裡,大到各種規章制度的確定,小到校門口張貼的標語上的標點符號,事無巨細,他都親自過問;同時,他還兼任著一本全國教育類期刊的執行主編;一忙起來,這個50歲男人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在椅子上打幾分鍾的盹,又精神抖擻。
但在許多教育局的領導和同行眼中,這又是個不折不扣的『異類』。在深圳教育界,他有著『瘋子』,『狂人』的外號,每年,圍繞著他的去留,都有諸如『死定了』、『馬上就要被調走了』之類的傳言。
自從2004年正式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以來,李慶明一直致力於『在學校上滲透公民意識』,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張歸納為5點: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倫理、公益服務精神、公共事務參與和公理世界認同。包括『競選月』和每月一次的學生會例會,都是他一手推行的。
但理論一轉化為實踐,就出現了種種在旁人看來『很難理解的行為』。引發爭議的核心問題是,李慶明作為一個九年一貫制學校的校長,『不去好好抓教學,卻成天搞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5年來,只要沒有特殊原因,每天早上7點20分學校開門,這位校長一定風雨無阻地站在校門口向學生鞠躬,並要求學生也對他鞠躬還禮。
『我們總在說要尊重孩子,與孩子們平等相處,但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讓孩子們直接感受到這種尊重呢?我覺得鞠躬就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他解釋道。
不過,一開始,學生們也很不適應,反應也大不相同。有孩子看到李慶明鞠躬,嚇了一大跳;有孩子直接愣在門口,半天反應不過來;還有孩子看著鞠躬的校長,錯愕地跑進學校裡,連頭都不敢回。
學校裡的老師們也對這個新任校長的『出格舉動』議論紛紛,甚至有人寫信到教育局告狀,稱校長在學校推行『日本式鞠躬』。哭笑不得的李慶明只能翻出《禮記》告訴教師,鞠躬禮是中國自古就有的禮節。
即使是李慶明本人,在剛開始鞠躬時也很不適應。尤其是消息傳開,引來了許多家長和路人圍觀,他一邊鞠躬,一邊心跳加速,『臉燒得通紅』。
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個鞠躬的校長,成了這所學校一道感人的風景。有媒體評論稱:『近6年的鞠躬,他把孩子們的心鞠得純粹了許多。』的確,已經習慣了校長向自己鞠躬的孩子們,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報著對這個校長的尊重。
有一個低年級的小女生,經常在鞠躬之後,偷偷地往李慶明的手裡塞上兩顆糖,然後飛快地跑走。
有一個冬日,一個初三的女生走進校門,李慶明向她鞠躬,她也還禮,然後走到李慶明身邊,對著他的耳朵悄悄說道:『校長,天氣冷了,你要加件衣裳。』
一年級學生袁縱橫的家長張紅也記得,兒子頭一天到學校上學,她送他到學校門口。起初,她並不知道有校長鞠躬這件事,但兒子背著書包走過李慶明身旁時,這個校長照例向這個孩子鞠了一躬。
這個時候,她看到兒子停了下來,想了一小會兒,便轉身正對著李慶明,畢恭畢敬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然後高高興興地跑進了學校。
那一瞬間,這個母親一下子沒控制住自己的眼淚。
『我從來沒有教過他鞠躬這個事情,但校長做了,他也照著做,我相信,這會在他的心靈裡留下一個深深的烙印,以後,他長大了,也會同樣去尊重別人。所以,我要感謝李校長,給我的兒子上了生動一課。』她說。
今年12月24日早上,李慶明同樣站在校門口鞠躬,但多少有些不一樣的是,他穿上了聖誕老人的衣服,在向學生鞠躬之後,他還會往學生手裡塞上幾顆糖。
但四年級學生桑雨晴卻對校長的裝扮不太滿意:『糖是挺好吃的,可他要是能貼上聖誕老人的白胡子,那就更像了。希望他明年改進吧。』
在桑雨晴的記憶中,看上去和藹可親的校長,一共和她說過3次話,談話的內容她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一次是站著,一次是彎著腰,一次是蹲著的』。
『我最喜歡他蹲著和我說話,其次是彎著腰,最不喜歡他站著說話了,』這個小女孩認真地說,『因為蹲著離我最近,這能讓我體會到一種平等和尊重。』
『我們要教育孩子們成為有靈魂、有情懷的公民』
『鞠躬風波』剛剛平息沒多久,2006年,李慶明又在學校裡做了一件『讓人大跌眼鏡』的事情,再度引發了一場大爭議。
這年暑假,學校裡一個男生跳樓身亡。在一向重視安全的中國教育界,處理這類事情的通常做法,都是『家丑不可外揚,低調解決』,但李慶明卻決定在學校裡舉行一場悼念儀式。
消息傳開,一下子炸了鍋。在很多人看來,讓這些未成年人過早地接觸死亡,容易造成他們內心的不安和恐慌。還有一個教育局的領導問李慶明:『事情弄大了,萬一引來了媒體,到時候收不了場,該怎麼辦?』
『我只是想讓孩子們正視死亡,這樣他們纔能更加尊重每一個生命。』面對每一個前來質疑的人,李慶明都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
而悼念儀式的舉行,也起到了李慶明期望的教育效果。
這個男孩所在班級的班主任老師,特意選擇了一張男孩生前快樂地吹泡泡的照片,『來表達這個逝去生命曾經有過的最為陽光燦爛的一面』。
在低沈的音樂聲中,這個班級的孩子手捧著鮮花和蠟燭,緩緩走到教室中央,把鮮花放在正中間,再將蠟燭放置在鮮花的四周,組成心形。然後是一分鍾的默哀儀式,整個教室裡鴉雀無聲。
隨後,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剛剛創作的小詩,來表達自己的悲傷和惋惜,男孩的好朋友們也陸續上臺發言,回憶起和小伙伴相處的點點滴滴。
在場的人們都哭得淚眼朦朧,李慶明無意中看見,那位之前提出過反對的教育局領導,也在人群中擦眼淚。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李慶明又在學校裡組織了全校師生的悼念儀式,他從巴赫的樂曲《Air》中節選出一段52秒鍾的旋律,學生們雙手十指並攏,低頭在心中默默祈福。
如今,這種生命教育已經成了學校的常態。每天的早操結束後,學生記者團便會播報前一天世界上發生的災難新聞,然後全校學生在《Air》悲傷旋律的陪伴下,舉行一個一分鍾的靜默儀式。
有學生在校內論壇上這樣說道:『當自己和父母之間產生特別大的分歧時,我也曾衝動地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參加了「靜默儀式''後,我開始明白生命、親情和友情的可貴,今後我將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留言,讓李慶明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們要教育孩子們成為有靈魂、有情懷的公民。這些悼念儀式,就是教給孩子們這些層面的東西,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學生,是只懂得知識技能、只懂得謀生之道的人。』他說。
『幾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對自己對社會負責任的人?』
無論是『競選月』、『鞠躬教育』,還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都是『一種很難讓常人理解的超前行為』。一名學校老師說,根據自己的了解,教育局領導桌面上關於李慶明的告狀信,已經有厚厚一疊了。
但李慶明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他甚至認為,這幾十年來的『德育教育』,已經被歷史事實證明,是『完全失敗的產物』。
『這些年來,我們的德育教育,總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號,我們幾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對自己對社會負責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鏡,『對學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們能做一個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有情懷。』
這個50歲的校長,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校長。在一篇題為《尋找知識分子》的演講中,他這樣寫道:『這4年多來,我最關注的就是,如何為一所學校灌輸一種獨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年了,我依稀感受到這種精神已經在我校氤氳化生、凝聚成氣。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時甚至得意地認為,即使我離開此地,誰也無法再輕易地拋棄這種自由精神、獨立品格和高蹈情懷。』
2007年,學者丁東曾應邀到學校來訪問,他旁聽了一節九年級學生的歷史課。課堂的主題,是4部關於恐怖主義的影片。
根據丁東的回憶,在課堂上,學生討論起這樣的主題———恐怖主義有什麼特點?它產生的原因是什麼?人類應當怎樣對待恐怖主義?如何看待中國青年前幾年為『9·11』事件喝彩的現象?
這些初中生,在課堂上爭相發言,各抒己見,成人能提出多少種看法,他們也能提出多少種看法,甚至能提出許多連成人也想不到的見解。而教師的作用,則是引導學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尋求倫理的底線,不要求統一的結論』。
事後,他十分感慨地說:『這所學校的學生,無論學習成績、藝術修養、公民意識,都有良好的發育。中國能有100所這樣的學校,未來就大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