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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市場令人眼花繚亂。記者 張國攝
攢本教材評職稱——抄論文算抄,抄教材就不算抄?
就像『攢錢』一樣,河北省一所大學的青年教師楊威(應受訪者要求,此處用化名——記者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稱為『攢書』。他參與編寫的第二本教材正在籌備之中。
這種寫作帶來了一個矛盾:他痛恨剪切復制出來的教材,可他又是『山寨』教材的一位生產者。
他參與編寫的教材處女作仍在使用,雖然他『直到現在都不認為是本好書』。『我們這書,錯挺多的,標題上就有錯誤,裡面沒有什麼內容。』
當時,幾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給出版社一萬多元,買了一個書號。書號有底價,超了字數就要加錢,『不能寫太多』。
教材印行了1000冊,出版社一本沒留,全給了作者,讓他們自產自銷。『聽說有的老師先把教材發給學生,再收錢,這樣書就不能退了。我們沒做這麼狠。』
不夠狠的結果是,楊威『賠大發了』,只賣出100多本,又送人幾十本。
但他還是興致勃勃地參與了下一本教材的編寫,這本依舊『比較敷衍』。『把以前的書貼過來就是了。教材東拼西湊的特別多,「編」不是「著」,所以就可以抄。』
這正反映了教育界一個令人擔懮的問題:人們忙著譴責學術造假、學術剽竊、學術腐敗,對於教材制造過程中的不端行為,卻有極高的容忍度。
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長遲寶東博士說,實際上,與學術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拿教材質量開玩笑,就是誤人子弟,拿國家的未來開玩笑。『一部好教材是很難編的,既要反映學術成果,又要適合教學活動,要為教學活動做種種的設計。』他說。
遲寶東認為,教材抄襲很難界定,『把章節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書』,而且很少有人去認真比對,抄襲的發現和取證都非常困難。
高教社也有維權部門,但它的主要職責是打擊『盜版』,連『打盜版都忙不過來』,因此對於『盜竊』,更加缺乏威懾力。
楊威說:『我們一般是教授牽頭,底下人乾活。有時候,老師弄來編教材的項目,實際上讓學生來寫。沒有辦法,教授的精力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全身心投入。』
而職稱比較低的老師,『書號也買不起,1萬多算便宜的,3萬也很正常』。
這位青年教師只能通過參與編寫,來為自己『攢教材』,哪怕賠錢也乾。在普通高校,教師名下的教材,也是評職稱的砝碼。
國家級教學名師、南開大學教授顧沛說,有人把這類教材叫做『職稱教材』。不同層次的學校,對教材的態度是不一樣的。一些普通大學看得很重,南開這樣的名校,教材在職稱評審中幾乎沒有分量。但名校的課程考核評比中,自編教材也很重要,於是,『職稱教材』走了,『評獎教材』來了。
因此,在任何層次的學校,教師都有自編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絕現成的優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皇的,為了『教材更有針對性』。
以出版換市場——包銷1000冊,這書你就是『主編』了有的時候,教材作者連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需要,純粹是赤裸裸的牟利。
天津一地方高校畢業生向本報記者反映,自己學《微觀經濟學》時,學院為大家指定購買了高教出版社的教材,任課教師又當堂推銷自己的版本,並對購書同學逐一登記。擔心不買就『掛科』的學生,不得不同時買了兩本教材。
一家省級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告訴記者,有一名師范大學教師上門洽談,想把講義變成公開發售的教材,自費出書,自己包銷。這名教師的底氣是,每屆學生有500人修這門課,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
這位編輯說,很多圖書都是如此誕生的。由於出版社力量有限,只能檢查編輯、校對方面的錯誤,沒人審讀專業性強的作品,『一般錢給到位了就都給出了,確實不知道寫的到底咋樣』。
『我比較擔懮的就是,現在學校選用教材越來越進入無序的狀態』,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長遲寶東博士說。
他認為亟待建立教材使用的准入制度。『選用教材要有一個尺度,不能說隨便拿來一本就能當教材,有的印個講義也能當教材,符不符合出版物標准都很難說。』
他說,基礎課、公共課教材,由於數量巨大,『錢』景尤被看好。一些老師寧可捨棄國家級的優秀教材,也要自己攢一本,賣給本校學生。
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曾在一次與學生網上交流時,遇到了一個問題。學生直言不諱地對他說,本校編撰的微積分、線性代數、復變函數等教材,質量不是很高,建議引進外校高質量的教材。
李培根校長承諾:『教材使用應該以開放的態度,誰的教材好就用誰的。』
某位拒絕透露個人信息的出版界人士告訴記者,教材流入高校的渠道過去由學校教材科一手掌握,教材科以較低折扣從出版社進書,全價轉賣給學生,獲利頗豐。五六年前,國家整頓教材科,很多人因此落馬,選教材的權力落到了教研室和任課老師手裡。
緊接著,一些『市場手段用得很充分』的出版社,開始拉攏任課老師,請教師自己編書,再賣給自己學生,許以高額版稅或稿酬。這叫『以出版換市場』。有的出版社還以『研討』活動的名義,邀請各校任課教師和教研室主任白吃、白喝、白玩,甚至出國旅游。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教師的學術著作因『市場』狹小,而遭到冷遇,多要付費出版。
但如果教師掌握著一門熱門公共課,情況又另當別論。出版社情願『一贈三』,出版『大課』教材的同時,也可為相應教師出兩三本『小課』(受眾較少的專業課)教材。
一家素有聲譽的外語類教材出版社社長,曾在不公開的場合說過:以前是『內容為王』,現在是『現金為王』。
江西一所名不見經傳的普通高校,因為招生量大,一門公共必修課教材的出版成了『香餑餑』。任課教師先與一家知名出版社洽談,希望拿到一個很高的版稅,談判破裂後,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長親自帶隊,以更高的版稅『拿下』。
這筆生意的『成果』是,出版社獲得了一年上萬冊的銷量,任課老師取得了豐厚的回報,學生拿到了一本定價高、質量低的教材。
更有甚者,有出版社先找人編完一本公共課教材,再分別與各高校任課教師接觸,為了打進甲校市場,請甲校教師掛名『主編』,還白給報酬;在乙校,同一本教材的『主編』就換成了乙校的教師。
西部一家出版社,曾以某學會的名義向很多高校學生處發了一紙通知,稱將組織編寫一本就業指導類的教材,開出條件:你能使用500冊,就可給你一個副主編名額;包銷1000冊,你就是主編。
國家級教材也在注水——教材不是編出來的,是教出來的我國現有大學2263所,根據記者從國家圖書館查詢的結果,『大學語文』類圖書就有1000多種。2009年就新出了70多種不同版本的《大學語文》。而2008年7月,記者查詢到的數字是759種。
『大學語文』類課程是普遍開設的一門公共課,已有四五個版本的教材被視為經典之作,但它們沒能擋住新版本的問世。一位作者對記者說,這是教材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
而在另一些人看來,『良幣』自身也在注水。
『教材問題,我感到有作者的原因,有出版社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有教育部的原因。』一位教材評審專家接受了采訪,但拒絕透露姓名。
由教育部認定的國家級規劃教材,是國內最高水平的教材。教育部鼓勵各高校選用此類教材,以確保教學質量。『十五』期間,約有各地申報的3000種教材被列入這個規劃。
到了『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的指標突然猛增至1萬種左右。這位專家參加了教育部組織的國家級規劃教材的評審。
在這場評審中,有十幾個學科組提出了同一個問題:指標太多,用不了。過去恰好相反,各學科都要求增加指標。
『就像只能評出300本國家級教材,非讓你評出500本來。』
教育部確定了9716種選題列入『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此後又有2025種選題獲批進入國家級教材規劃的『補充』行列。結果,有一些教材大家看了覺得『不該進入』。『現在大家普遍感覺,「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含金量,遠遠不如「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據透露,與『十五』由各高校申報國家級規劃教材不同,『十一五』改為由出版社申報。結果,各出版社爭搶『國家級規劃教材』的名頭。
一位出版界人士對於突然增加指標表示很不理解:『應用學科的教材應該隨著學科本身發展不斷變化和改版,但基礎學科教材顯然沒有那麼多變化的需要。但現在都是「一刀切」來操作。』
河北教師楊威的一大目標是也能出一本『規劃教材』,因為評職稱好用,評精品課也能用。但他所在的學校檔次不行,還夠不著『規劃』,因此,他眼下只能皺著眉頭,繼續攢書。
對於這些攢出來的教材,天津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的一名老師頗有怨言。他抱怨,自己不得不為一些教材改錯,既有文字上的,也有知識上的。不知為何,有的錯誤在第一版出現過,第二版、第三版……再版多次也不見更正。
作為教學名師,南開大學教授顧沛經常應邀四處參加評審,他注意到,很多教材裡的錯誤都是『不太像樣的』,有的甚至是比較嚴重的科學性的錯誤。
顧沛指出,教材與學術專著是有區別的,因為教學內容相對比較固定和傳統。科學水平高的人寫教材未必行,教材必須是有教學經驗的人來編寫,而且必須經過教學實踐的考驗。從講義到教材,要反復幾次以後纔能變成鉛字。
『教材不是編出來的,是教出來的,來回反復修改,來回「磨」。』這位出版過國家級規劃教材、擔綱過國家級精品課程、當選過國家級教學名師的教授說。
市場的需求面前,並非所有人都贊同慢吞吞的打磨。遼寧一名中文系教師為了評職稱,就走了捷徑。這名教師向一家書商付費,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書,封面印著這家教育類權威出版社的標識。但作者向高教社查詢卻發現,自己的文學著作屬於贗品,從書號來看,那應該是一本體育學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