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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學校的依法辦校與民主決策,辦學自會遵循教育規律,教育與學校自會返璞歸真。
上海兩會期間,教育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僅舉兩例。
一是政協委員胡衛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指出,當今的校長有太多不可承受之重。調查表明,能對學校行使管理和『指導』職能的部門多達20多個,對這些部門或機構,學校都不敢怠慢。因此胡衛在會上呼吁『政府部門應切實為校長減負,讓教育返璞歸真』。
二是任先正政協委員建議,『世博會需要大量的安全疏導人員,不妨讓中學生和高年級小學生擔任,如此一來孩子們都可以進入園區參觀學習。 』不過,他的提議卻當即遭到市政協委員袁園的『打斷』,『將中小學生團體參觀安排在世博會會期「空檔」不合理。 』
看到委員們開始『拌嘴』,俞正聲笑著說,『孩子就不要服務了吧。孩子就應該讓他們去玩,這是我的意見。 』
把這兩則『新聞』放在一起,挺有意味。第二條新聞,恰可以做第一條新聞的『注腳』,要是沒有來自教育系統的委員袁園『及時』反對,以及俞書記的調和,政協委員的建議如果變為現實,就有可能上演如胡衛委員指出的那樣指揮、『乾擾』學校辦學的事來。
但為何政協委員的建議沒能變為現實呢?這就是民主協商機制的結果——提出建議,委員們對建議發表自己的意見,得到多數統一,方可形成決策。這一機制很值得學校辦學借鑒,需要探索新的學校管理制度,防止政府機構及其官員能隨意指揮學校辦學。
學校的辦學精力分散,根本原因在於大學沒有辦學自主權,中小學不能校本辦學,精簡政府部門、歸口教育部門管理,固然可以減少『婆婆』,但『婆婆』和『媳婦』的關系沒變。而在調整『婆婆』和『媳婦』的關系方面,『婆婆』總擔心一放即亂,於是把財權、人事權牢牢掌握在手中,『媳婦』也就必須得聽『婆婆』的,不管『婆婆』有理還是無理。
改變這種情況,有必要探索學校理事會制度,即成立由人大代表、政府部門官員、學校領導、學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社會賢達組成的理事會,負責學校的重大戰略決策,政府部門的意見必須通過理事會決策纔能變為學校辦學戰略,而校長只對理事會負責,這就避免了政府部門對辦學自主權的乾擾,而校長也就有了自主辦學的空間。與此同時,為了保障學校用好自主權,各類學校都應依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制訂學校章程,章程須由學校舉辦者所對應的人大審議通過,作為學校的辦學憲章。
或許有人說,某個政協委員的提議被否,很是尷尬,但在民主決策機制下,只有通過的提案和不通過的提案,而無高明的提案和不高明的提案之分。同樣,如果有學校理事會這樣的辦學機制,各方人士都參與到決策中來,而審議的准則是依據學校章程,尊重理事會決策結果。這就有了學校的依法辦校與民主決策,有了這樣的機制,辦學自會遵循教育規律,教育與學校自會返璞歸真。
熊丙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