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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來溫總理連續多次提出了『教育家辦學』的重大命題。如何回應總理的期待,續寫我國上世紀初的教育輝煌?
季羡林、錢學森……回望2009年,一批大師級人物陸續離去,與這些大師的輝煌成就直接相連的,是上世紀上半葉我國教育的輝煌。
那時伴隨新式教育的出現和發展,很多知名社會活動家、教育家紛紛投身到教育事業中,有的受聘擔任著名大學校長,也有的親自創辦學校,譬如,蔡元培執掌北大校務,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張柏苓創辦南開學校,另外諸如陶行知、晏陽初、陳鶴琴、黃炎培等都舉辦有風格迥異、特色鮮明的學校。共同營造了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教育境界。
在今天這樣變革的時代,如何回應總理的期待?怎樣營造適宜教育家誕生和成長的土壤,從而續寫上世紀初我國教育的輝煌?
為校長減負,讓教育返璞歸真
當今的校長有太多不可承受之重。調查表明,能對學校行使管理和『指導』職能的機構和部門,包括教育、街鎮、勞動人事、財政、編辦、青保、衛生防疫、計劃生育、工青婦及考試、評估、科研等就超過二十家,任何一家機構,學校都不敢怠慢。校長既要參加各個口子召開的各種會議,又要親自接待各類檢查評比,還要應付諸多上級交辦的應急性任務。『兩眼一睜,忙到熄燈』。這是不少校長現實生活的寫照。北京師范大學一個課題組曾觀察過37位校長從早7點到晚7點的生活,結果發現,高中校長在校時間不足上班時間的四分之一,初中和小學校長在校時間也不過一半左右。如此學校生態,即便是蔡元培、陶行知健在,也未必能有所作為。
國外例證表明,校長不應扮演如此眾多的角色。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教育部長派16位中小學校長到英國和美國,參觀23所最好的名校,希望他們回國後就學校內部管理體系或方法做出改進。結果,校長們在這些歐美名校看到的不是管理上的繁文縟節,而是他們校長有時間跟學生一起打球,一起跟學生上臺演戲。由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教育要返璞歸真,校長要盡可能有時間走進課堂、走近教師、走近學生。
兩相對照,中國校長受到的各種乾擾實在太多了。要讓校長回歸教育教學的本原,關鍵取決於政府職能的轉變。首先,要繼續推進政府機構的『精兵簡政』;其次,要明確教育行政機構是學校的主要管理部門,其他機構要求學校承擔的工作,應當由教育行政部門加以甄別、篩選後統籌協調安排。再次,要推動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把學校管理的時間和空間真正還到校長們的手中。
為教育家辦學搭建制度平臺
研究表明,我們國家優秀校長和教育家難以產生,其最大的制度障礙在於學校行政化和校長官僚化,具體表現為:學校的管理結構和政府組織設置越來越對應和雷同;學校的領導由黨的領導機關和政府部門直接任命和管轄,並享受相應的行政級別;學校的資源由政府通過計劃而非市場配置,無論是宏觀層面的辦學體制,還是微觀層面的運行機制,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計劃都將它們囊括在內。
學校行政化結果,導致許多有潛質的校長放棄教育理想,轉而對行政指令一味服從和對權力積極靠攏。使得學校本來應該遵循的教育規律被推到了學校視野之外,或者降低為次要的制約因素,從而束縛了校長隊伍職業素質的提昇。
學校要去行政化,當務之急是破除官僚化,推進校長任用制度改革,實現校長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為此,需要實現三個轉變:第一,由校長的行政職級制向專業職級制轉變。學校具有的獨立、自主和創造的特性,決定了校長不能唯上、唯書,只能唯實。上海作為教育改革綜合實驗區,可先行試點,完善校長專業職級標准,以專業職級制取代行政職級制,待條件成熟後再逐步推開。第二,從校長的任命制轉向公開招聘制,即由少數人甚至一個人選校長轉為由學校相關的利益群體代表通過一定程序在更大的視域范圍公開招聘。有報導說,深圳南方科技大學歷時一年,在全球招聘和遴選校長的做法,很值得學習和借鑒。第三,從政校責權不清向『管、辦、評』相分離的新型政校關系轉變,打破政府包攬辦學的局面,明確劃分政府、學校與社會的權責。唯有這樣,教育家辦學纔有可能真正實現。
允許多樣化的實踐和探索
人類教育活動的本質,決定了它的發展比其他任何事業更依賴民眾的參與和支持。實踐證明,社會力量參與教育,有利於擴大教育供給,滿足公民對教育選擇的需要,在體制機制的創新上為教育家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為此,各級政府一定要提高對社會參與教育必要性的認識,並通過制定和完善各種政策法規,激發社會有關行為主體參與教育的積極性。
首先,政府要尊重社會和公民在參與教育過程中的創造性。我國的教育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不應將外國的經驗生搬照抄,也不應以行政長官意志去限制和約束生動、多元、鮮活的教育實踐。政府要以更開放和更包容的心態吸納民間智慧,總結、提昇、完善民間的經驗形式。將政府和公民的智慧結合起來,作為教育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事實證明,過早地對一些『草根』探索作結論,或不加區別進行處置,往往不利於教育的發展。譬如轉制學校、晚托班、利用公辦校捨舉辦非學歷教育機構的『非正常死亡』便是明證。
其次,政府要放手讓各級各類學校進行個性化多樣化的辦學試驗,允許學校尤其是民辦學校結合自身特點,根據效率原則,自主地進行資源配置,而不是用一種模式去規范和限制學校的發展。有個例子讓人啼笑皆非:前幾年某地民政部門將體現民辦學校辦學思想和教育特色、作為辦學基本依據的《學校章程》進行了格式化的統一制作。去年為了要加進一句『不要求合理回報』,又將去年剛剛生效的《學校章程》全部廢止,並要求學校在統一修改的文本上簽字,否則不給換證。一所民辦學校的章程都要由政府部門越俎代庖,學校的特色、活力、自主性豈不到了蕩然無存的地步?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教育家如何能產生?
再次,要堅定不移地推進辦學體制改革。包括允許少數擇校熱門的公辦學校在不改變所有制性質的前提下采用民辦教育的機制運行;扶植優質民辦學校做大、做強、做活;推動不同性質不同類型教育機構重組,建立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等等。只有形成多元化的辦學格局,纔能催生教育家,纔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教育家辦學。中國教育史上的教育家孔子、孟子、朱熹,以及溫家寶總理多次提到的張柏苓,都是在創辦一系列私學中逐漸得到認可和尊崇的。
當前,我國正經歷社會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時代與形勢的發展,呼喚一批有教育理想、有教育經驗、有創新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教育家誕生。培育適宜教育家成長和湧現的肥沃土壤。政府准備好了嗎?(胡衛)
(作者系上海政協常委、民進中央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中國民辦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