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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熱炒的取消高校行政級別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表示: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會都是行政級別為導向,單獨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就是貶低教育。因為中國目前是以行政級別來衡量社會地位,住房、醫療、政府談話、民間交流,全跟行政級別連在一起,沒這個什麼都乾不了。
紀寶成代表的意見,不在於『該不該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而僅在於取消范圍上的『單獨取消』。即:除了政府機關之外,所有企事業單位都不應該有行政級別,要取消大家都一起取消,如果只是先把高校的取消了,那就是『貶低教育』。可是,知識精英匯集的高校,相比於其他同樣有行政級別的企事業單位,難道不應該擁有更高的自視眼界和對社會的公共責任感嗎?怎能因為別人都這樣所以自己也必須這樣,否則在『社會地位』上就要吃虧,就是對教育的『貶低』?
換一個角度看,所謂『單獨取消』,其實是『帶頭取消』。要富裕就得允許『讓一部分先富起來』,要取消一個體制頑疾,同樣得有一部分人先站出來帶頭實踐,然後以實際成效告訴後來者。公眾對大學是有很高期望的,在改變官本位體制這樣有意義的事情上,成為取消行政級別的『帶頭人』,大學應該感到當仁不讓;而不應該自視太低,與一般企事業單位在『公平』問題上扯皮不盡。
既然紀寶成代表同意『大學確實不應該有行政級別』,大概也能認同取消行政級別於高校發展有利;那麼,不管其他企事業單位是否取消行政級別,只要對高校發展有利,勇敢去乾難道不纔是真正的重視教育嗎?另一方面,在取消行政級別困難重重的背景下,之所以選中讓高校帶頭取消行政級別,恰恰是因為高等教育問題備受社會關注,所以纔『格外地重視』,怎麼反倒成了『貶低』呢?
某種意義上,大學居然需要靠行政級別來保證自己的『社會地位』,本身就是一種反諷式的悲哀;大學校長非但不為帶頭取消行政級別而感到高興,反而認為這是對教育的『貶低』,則只能說明大學的『榮譽觀』確實大有問題。事實上,一所大學的好壞從來就不是行政級別所能標榜的,公眾也從來就不曾買過這個賬。大學淪為論資排輩的官場久矣。當大學回歸純粹的大學,『找政府談事情,是科長、處長還是市長來接待』,真有那麼重要嗎? (舒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