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嶺公交南站，一對年輕人在等車。    

    春節前夕，一名『蟻族』大學生搬行李回家。

    周末，一名大學生在小月河擺攤。

    唐家嶺一居民樓外曬滿了衣服和被子。

    銀行職員小徐（左）和同事擠在一間月租450元的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裡。

    唐家嶺一小路口，幾個村民圍住一名『蟻族』大學生討要『水費』。每月初，唐家嶺的各個路口都有村民圍堵，向過路租客討要10元『水費』。

幾個『蟻族』房客下班後在合租的『閣樓』門口等待另一室友回來開門。

　　2010年『兩會』前夕，幾位全國政協委員探訪了北京最大的年輕低收入群體聚集地唐家嶺。對於媒體爭相報道『政協委員流淚探訪「蟻族」』一事，『蟻族』的內心五味雜陳：『我們願意相信他們的探訪和眼淚是真誠善意的，但是我們不需要同情的眼淚。』『我們也是正常人，過著自己的生活，不想成為聚光燈下的「特殊群體」不斷「被消費」。』一些『蟻族』年輕人直言：『請政治作秀和杞人懮天離我們遠一點』；『不要居高臨下地打量我們，我們過得很好，也需要尊嚴』。更有『蟻族』擔心這些會加速『蟻村』唐家嶺的拆遷，他們因此不得不加緊尋找下一個更加偏遠的容身之處。

　　我們不需要昂貴的『被改善』

　　對於眾多低收入大學畢業生來說，唐家嶺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於它的『生活成本低廉』。每月以350~700元的價格租下一個20平方米帶廚房、衛生間的單間，也可與人合租，平均每人每月只付100多元。唐家嶺有自己的市場，果蔬價格是市區的一半，在村裡的餃子館花上10元錢就能買兩大盤餃子。加之交通便利，成為在中關村、上地附近工作的『蟻族』的首選。

　　張欣，27歲，來自湖南，畢業於一所民辦大學，目前在銀行做業務員。張欣是典型的『月光族』：每月房租450元，水電費40元，上網費100元，自己做飯伙食費可節省到300元，交通費150元，與女朋友長途電話費150元，生活用品約100元，平均每月1500元的收入只夠勉強維持生活。

　　3月17日，北京市市規委發布消息，唐家嶺地區將實施舊村整治改造，拆除非法和違章建築，建造白領租賃公寓。對此，『蟻族』似乎並不歡迎：『蓋白領公寓，有幾個能住得起啊！就算戶型小，價格肯定也會高出咱們現在的房租。』『政府一廂情願為我們改善居住環境，到時環境是改善了，但是生活成本肯定也就高了。如果有錢住白領公寓，我們還搬到偏遠的城中村來乾嗎？』

　　『一旦白領公寓建成，房租漲了，到時恐怕連基本生活都維持不了。』張欣無奈地說。

　　甄真，25歲，山西人，北京理工大學畢業生，目前在廣告公司做職員，每月工資加業務提成、獎金等平均4000元，家境也比較富裕。甄真很漂亮，也喜歡打扮，當問及以後是否打算搬進白領公寓時，她算了這樣一筆賬：現在700元的房租住的是整個唐家嶺條件最好的房子，有廚房衛浴，乾淨整潔，『一旦房租漲了，就會擠佔其他花銷，我可不想每天掰著指頭攢錢逛街。我不願意把錢花在什麼白領公寓上，能住就行了。』

　　我只是尚未成功

　　李婷，女，25歲，北京某名牌大學會計系09屆畢業生，現在一家食品公司做辦公室工作。『因為是私人小公司，人少，制度也不規范，公司裡大事小事、分內分外的都得乾，有時就自我安慰，就當是老板對我的信任和鍛煉吧。』從畢業到現在半年多，李婷有一半時間都在加夜班，晚上9點後回家已經成了常態。然而，與繁重工作量不成正比的是每月不足2000元的工資，對此李婷雖然並不滿意卻也從不抱怨：『收入的事情不能強求，剛參加工作缺少的就是經驗，現在正處在為了盡快成長而付出的階段，不能只盯著回報』，『老板已經開始讓我接觸會計的事務，有機會學習本專業的實際操作是一件特賺的事』。

　　中科院碩士畢業生劉晴說：『煩透了媒體和公眾對我們生活的主觀臆想，我們只是處於奮斗期的年輕人，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是「一團糟」。我們掙的少，但是這裡生活成本低，勤儉節約小日子照樣能過得舒舒服服。我們精心收拾這盡管只有巴掌大的臨時居所，我們快樂地打扮自己，我們積極地工作，我們在腳踏實地積攢能量。我們不需要同情。』

　　雖然被外界稱為『弱勢群體』，『蟻族』的自我定位並不『弱勢』，他們相信：『有必要時放低身段，未來纔能提高身價』。

　　群居，大學生活的延續

　　作為低成本的居住方式，『群居』在蟻族中頗為普遍，對於某些『蟻族』來說，『群居』是他們最熟悉和樂意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

　　王學敬，研究生，現任上地某科技公司技術支持工程師，月收入四五千元，這在唐家嶺絕對算是『高收入』了，但他依然和幾個同事擠在房頂上加蓋的小『閣樓』裡，不足20平方米的房間放著兩個上下鋪床，4個人一起分擔每月600元的房租。『不光是為了省錢，更重要的是我們大學的時候就是同學，現在又很幸運在一起工作，我們願意繼續像大學時那樣過集體生活。』

　　林偉莉，本科畢業後的兩年裡一直和別人合租，合租的女孩兒換了一撥又一撥，但她從沒想過搬出去自己住：『從小過集體生活習慣了，現在特怕一個人住，太孤獨，而且女孩兒自己住有時也不安全。』

　　不回去，是怕嫁不出去

　　大城市激烈的就業競爭壓力以及依然高漲的房價，引發了一場『去與留』的辯論，政協委員楊瀾在『兩會』期間接受采訪時建議『蟻族』大學生到二、三線城市發展，但對一些大學畢業生來說，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他們認為：首先，並不是所有專業都適合回鄉發展，比如IT產業到了鄉鎮或者二、三線城市，可能更加難有用武之地。第二，對於大多數沒有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回鄉後所有的社會關系和人脈都需要自己單槍匹馬地重建，而在自己大學所在的大城市，起碼還有同學和老師等社會關系。第三，對於很多單身青年來說，回鄉意味著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尤其是女生。25歲的吳艷麗來自河北農村，大學畢業兩年了沒找到理想的工作，一直在北京『漂』著。『家裡希望我能回去，去年親戚在縣城幫我找了份還不錯的工作，但是乾了不到兩個月我就又跑出來了。主要是和周圍的人沒辦法溝通，很郁悶。家裡一直催著找對象，可是留在縣裡或者農村的青年大多跟我沒有共同語言，和我條件差不多的大學畢業生又幾乎碰不到。繼續待在縣裡，恐怕最後我只能做大齡「剩女」了。』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