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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田達朗教授一直覺得自己對中國了解挺多。在擔任東京大學社會信息研究所所長期間,他曾多次到北京和上海的幾所名牌大學訪學交流,也與中國一些知名教授相熟。但3月間這趟中國之行,卻讓他感覺『像以前從沒來過中國』。
這位已經轉任早稻田大學新聞教育研究所所長的教授,此次實地尋訪的,是北京郊區唐家嶺的『蟻族』,以及白洋淀裡經歷過侵華日軍『三光』政策的村莊和幸存者。
與他同行的,還有早稻田大學參加此次研修旅行課程的16名學生。
該課程由花田教授的同事野中章弘教授發起,起因於野中在日常教學中的發現——那些選修傳媒課程的學生,對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史幾乎毫無所知。
在他看來,這些『將來要成為記者的人』,不了解歷史顯然不行。但野中也明白,『連基本的知識都不具備,並非學生自己的責任,因為日本從小學到高中都欠缺這些應有的歷史教育』。
他還發現,除了歷史,中國的現實面目在日本大學生的心目中也模糊不清。『被稱為「蟻族」的那些年輕人,在網絡上發泄他們的不滿。「80後」的大學畢業生成為在網絡上不斷宣揚極端主張的網絡暴民』。他的學生太田綠在查閱報道時,發現中國的年輕人是這樣被形容的。太田也正是帶著這種印象,開始了她的旅行課程。
在曾擔任記者多年的野中教授看來,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不了解日本最大鄰國的『實情』,這顯然是不可接受的。
於是,野中帶領學生在2009年尋訪了南京。今年則帶另一批學生來北京和白洋淀,『讓學生到現場去,親身確認戰爭的傷痕』,也了解中國的現實,與中國學生交流,以便『相互理解得更深』。
這也吸引了花田教授,他和野中都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有責任了解實情』。
『我們大多數日本國民並未意識到不知情也是一種罪』
花田和野中這兩位老師都不曾料到,自己的學生在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之間進行交流時,火藥味兒會這麼濃。
『清華學生的直率想法刺痛了我。』在總結自己的中國之行時,太田綠寫道。
到北京第一天,她和同
而交流一開始,這些疑問便被拋了出來,並立即遭到清華學生的激烈反駁。一位清華女生正氣凜然地問道:『日本人習慣了嘴巴上的道歉,但你們真的有負罪意識嗎?』
刺痛太田綠的,正是這句話。她和她的那些同學,由於種種原因,對發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場戰爭,『幾乎不知情』,並且『從來不知道有關戰爭的責任自己也是需要學習的』。
面對中國學生的質問,日本學生大都一臉茫然。大二女生荒川麗未則在事後反問自己:『假如我們面對的不是清華學生,而是哈佛學生,我們會對他們說「你們應該向我們日本人道歉」嗎?』
她最終沒有得出答案。但在接下來的行程中,她很快便意識到,確實有些東西是她這個不了解實情的年輕人所難以理解的。比如,在日本的教育中被淡化的日中戰爭,卻給那些親歷者留下了難以擺脫的陰影。
最先為這群學生揭開戰爭傷疤的,是河北省安新縣端村東堤的老人朱德順。老人所在的端村,在侵華日軍掃蕩期間曾發生80多人被殺害的『端村慘案』。
野中教授認為,除了看戰爭紀念館,還應該讓學生親自聽到戰爭親歷者的證言,因為『幸存者當面講出的證言,更令人信服』。在中國紀錄片導演季丹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86歲的老八路朱德順。
在東堤小學的國旗杆下,衣衫破舊的老人語氣平靜地講述了當年所見的燒殺奸掠場面。學生們第一次現場聽說這種戰爭場面,或一臉愕然,或默默地在紙上記錄。
『日軍非人道的行為令人沈痛。』學生山下直人寫道,『絕對服從於國家,否則丟命,於是對待別人的生命如此粗暴殘忍,同樣身為日本人,這讓我感到憎惡。』
當他們乘船穿越白洋淀,到達郭裡口村,鄧德順老人的講述更讓山下體會到,『戰爭是如何剝奪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平靜』。
84歲的老人曾經在對岸,眼睜睜望著自家的幾間房子被燒成灰燼,然後只能在夜色中,從結冰的河面上爬回家,盤點最後殘留的家當。而村裡一位剛娶過門的媳婦,被6個日本兵輪奸後試圖自盡,獲救後又離家出走,至今杳無音訊。聽到這樣的故事,屋子裡女孩子們再也忍不住,抽泣聲此起彼伏。
『我只講我看到的,聽說的我不講。』老人一再聲明。這種精神,也贏得了花田教授的尊重。『老人特別重視什麼是事實,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證言提供者。』教授告訴他的學生們。
盡管老人再三表示,『為了中日友好,這些悲傷的往事不要再提』,但在師生們的要求下,這一場講述,一直持續到夜幕完全降臨纔結束。
回想起來白洋淀之前和清華學生進行過的討論,太田綠終於明白為什麼清華學生會追問:『日本人對於戰爭有沒有負罪意識?』
『我們大多數日本國民並未意識到不知情也是一種罪,也沒去思考,那麼多加害於人的事實,我們是否擔負其責了。』她總結道。
然而這些正是受害者所在意的。『在日本,書上不講,這些孩子的父母沒經歷過戰爭,也不會親口講給他們聽。』野中教授說,這些年輕人不了解實情,所以他要帶他們來中國,到戰爭現場確認『日本侵略中國時的屠殺和傷害是事實』。
野中自己也是在上世紀80年代親自到南京,聽到大屠殺親歷者的證言後,纔確信這些『實情』的。他的祖父和兩個伯父都曾參與這場戰爭,其中祖父死在負傷回國途中,二伯死在山西。野中說,他每次到現場尋訪,都會有新的發現,並會為自己仍然那麼不了解戰爭歷史而羞恥。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這樣,尤其是一些年輕學生。回到日本後,一名學生在課外活動時,試圖與同學分享這次與戰爭歷史有關的體驗,得到的卻是這樣的答復——『我從沒想過什麼戰爭這種事,想這個有什麼好處,和我又有什麼關系呢?離我太遠了吧!』
如果花田教授聽到這樣的答復,他肯定難以接受。在他看來,『日中兩國的未來,將落在這些年輕人的肩上』,這些年輕人了解歷史和現實的實情,『是他們的責任』。
『和日本國內的報道不太一樣啊』
實際上,中國的現實,和曾經的戰爭歷史一樣,在這群初次到中國的日本大學生心目中,都是支離破碎或模糊不清的。
在他們的印象中,日本媒體裡提到的中國年輕人,要麼是唐家嶺的『蟻族』同齡人,要麼是足球賽場上焚燒日本國旗的『憤青』。這些蟻族,『自封知識階層,但是沒有實際的社會地位,被迫捆綁於貧困階層,目睹富豪們的豪華生活以及權力腐敗,很難保持內心的平靜』。
在清華學生的帶領下,這群二十二三歲的學生到了唐家嶺。那天,垃圾和灰塵漫天飛舞,狹窄的過道旁,牆上被反復撕貼的招聘小廣告上,付給應聘者的月薪只有這些日本學生每月花費的十分之一。以至於太田綠忍不住感嘆:『這裡的青年和我年齡相仿,卻處在如此境地,世界真不公平。』
但接下來采訪的結果與他們曾看到的報道大不相同。
接受采訪的4個年輕人,都表示『對都市生活充滿希望』。其中兩名來自山東的女大學畢業生,剛到北京5天,還沒找到工作,但她們認為『這是自身能力不夠,不是政府和經濟大環境的原因』。
這令日本女孩加藤紗衣子肅然起敬。她原本以為,中國學生會跟他們一樣,如果找不到工作,會說『經濟不景氣』、『政府措施不力』,把責任推到他人和政府身上。
但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他們看到的卻是中國年輕人顯示出的強大的上進心。這令太田綠感覺『有些糊涂』:『和日本國內的報道不太一樣啊!』她的同學佐佐木幸子則從專業的角度,試著解釋了原因——傳媒為了強調問題性,會把最悲慘的和最好理解的部分拿出來,但是在深入思考社會問題和尋找對策時,再局限於此就錯了。
這趟實地參觀和尋訪,讓日本學生意識到,這些他們一直覺得『女生裝單純,男生沒主見』的中國同齡人,竟然具有著『異常高漲的自我責任心』。這一點令加藤最為吃驚。她眼前的中國學生即便一時找不到工作,也會信心滿滿地告訴她,『自己是支橕國家發展的生力軍』。尤其是聽到那兩個待業女大學生說『為了國家發展,自己吃點苦也沒什麼』時,她甚至斷言:『中國國民的上進心會讓未來的中國更繁榮。』
而閑下來與清華學生聊天時,荒川麗未則意外發現,聊起日本動畫片和明星,清華學生『比我這個日本人對日本文化更了如指掌』。這令她非常開心,甚至『那一瞬間覺得是在和早稻田的同學聊天,沒什麼不同』,也根本感覺不到反日情緒。
於是她得出結論,『國家不同,但人民的想法應該大體相同』。只是這些人民,往往由於各種原因,很難了解到實情。『記者,作為國家和世界的權力監督者、作為國民的看家狗,應不屈於強權,當好保護國民知情權的角色。』這個立志成為記者的女生,頗為莊重地寫道。
『我們都負有責任,需要知道到底發生過什麼,並要講述出來』
不過,她的老師花田教授很清楚,盡管人民的想法大體相同,但在溝通時稍有不慎,便會產生誤解和紛爭,更何況人們有時候很難搞清楚實情。
在北京的最後一個晚上,早稻田的學生和清華學生在南鑼鼓巷一間酒吧裡輕松交談
當然,他也知道,對於歷史和現實的一些實情,他的學生和清華學生,甚至是兩國的人民,在一起也很難說清。在白洋淀,被日軍殘忍殺害了父親的老人,不再流露出憤怒和悲切,而衷心希望『中日友好』,悲劇不再重演。倒是在一些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中國中青年身上,花田和他的學生們,隱約感受到了一種仇恨。一些年幼的孩子,剛剛從日本學生手裡接過糖果,他們的父母聽說對方是日本人,便馬上露出一副冷漠的表情。一些家長得知給自己孩子拍照的是日本學生,便護著孩子扭過身去。
現實經歷的這些場景,把日本學生拉進了對歷史的反思之中。『是的,我們沒有經歷戰爭,但我們生存在一個背負著歷史的國家裡。』太田綠寫道,『我們都負有責任,需要知道到底發生過什麼,並要講述出來。』
日本師生來到白洋淀,也讓鄧德順老人意識到『自己的記憶還有價值和意義』。第二天,他專門趕到縣城,找到寫縣志的人,把自己給日本人講過的內容重述了一遍,讓他們記下來,『以便傳給後人』。
新聽到的講述和新接觸的現實,也讓花田教授開始重新審視這個他自認為比較熟悉的國度。他感覺,『中國就像一個深邃的山洞,自己現在剛剛站到洞口』。
野中教授則相信,這一趟中國之行,學生們『學到了很多在教室裡絕對學不到的東西,會改變他們之前那些偏見和固定的想法』,而這些經驗,『一定會在他們成為真正的記者時發揮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