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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復旦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校長楊玉良寄語復旦學子『做一個勇於擔當責任、解決問題的創造者。』華中科大校長李培根院士今年在畢業典禮上以『根叔』的形象走紅之後,在中國高校引起了一股『根叔』式演講的旋風。(7月4日《長江日報》)
近來大學校長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頗受關注。繼『根叔』之後,重慶大學校長李曉紅、南開大學校長饒子和,以及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的演講都頗受關注。在這些演講中,筆者注意到,『官話漸少』成為一個顯著的關注點。這意味著當下不少大學校長開始有意識地摒棄官話,最起碼在大學生面前是如此,而這種摒棄是不是真正的屬於大學校長本身應有的『自覺』,值得探討。
一般認為,大學校長對一所大學的創建、運行、革故、鼎新、發展幾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和作用。正如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述:『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想要評論一個學校,先要評論它的校長。』可是,『做一個學校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系千百人的學業前途。說得大些,他關系國家與學術之興衰。』正因為如此,楊玉良沒有回避當前大學存在的弊端以及李培根對大學生一些不滿的關注、重視,獲得了學生的掌聲互動,更激起了輿論的漣漪。這足以說明社會對大學校長的期待在加深。零星進入輿論視野的大學校長們和那些沒有進入公眾視線的大學校長們,理應對『根叔』式演講受到歡迎進行理性的反思和追問,進而審慎對待自己的責任擔當。
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教授談起自己12年校長生涯只出過一本《大學工作》的專著時,沒有底氣不足,而是認為大學校長是一個需要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業,如果還有時間和精力再去帶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與校長的『大學工作』背道而馳,除了不明職責地忙個焦頭爛額,沒任何美妙可言。因此,從去官話開始,我國的大學校長們何時纔能不為自己的廳級、處級校長的名頭座次斤斤計較呢?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說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是現代文明的航標燈,那麼大學校長則應該是現代文明的守燈人。因此,『根叔』式演講僅僅是中國大學校長們的一個開始,我們期待更多的『根叔』湧現。(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