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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入園難入園貴』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社會高度關注的民生問題。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普及學前一年教育,毛入園率達到95%,基本普及學前兩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學前三年教育。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門一直在不斷探索破解『入園難入園貴』的良方。
『入園難入園貴』問題的出現,與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人們對幼兒教育資源的需求與幼兒教育資源不足有關,更與2003年以來國家關於學前教育以『政府辦園為示范,以社會力量辦園為主體』的政策導向帶來的公辦園改制、退出,將學前教育推向市場有關。
當時,許多地方政府深感保障義務教育的壓力巨大,對學前教育的發展有無力顧及之感,不僅不反對而且支持公辦園改制,認為學前教育是非義務教育,主要靠民辦。從全國來看,2009年共有幼兒園13.8萬所,比1995年減少了23.3%。2009年教育部門辦園、企事業單位辦園和集體辦園等普惠性資源只有4.9萬所,比1995年的15.9萬所減少了2/3。2009年全國農村普惠性幼兒園只有2.76萬所,比1995的10.67萬所減少了近3/4。
導致『入園難入園貴』的根本癥結,在於公辦學前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其結果,一方面,導致公辦幼兒園過少,無力滿足幼兒入園需求;另一方面,導致政府對幼兒教育的主導力度降低,帶來幼兒入園收費過高。
學前教育是具有福利性、保育性、教育性、公益性的社會事業。當前,我國日益凸顯的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學前教育需求與『入園難入園貴』的突出矛盾,不能不說與各級政府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直接相關。與其他教育階段相比,2008年,普通高中、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分別佔教育總投入的11.47%、7.01%和30.97%,其中財政性教育經費佔財政性教育總投入的9.6%、6.19%和19.9%,而學前教育總投入佔教育總投入和財政性教育投入佔財政性教育總投入的比例分別僅為1.29%和1.24%。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學前教育經費佔公共教育總經費的比例,巴西為5.1%,墨西哥為8.9%,經合組織國家平均為8%,我國的比例明顯偏低。
顯然,學前教育政府投入不足,必然意味著人民群眾支付的學前教育成本過高。與各級各類教育相比,從投資與收益的角度講,學前教育是沒有任何直接收益的,是投資周期最長的,其家庭個人分擔的成本應該是最低的。可現實卻是在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級各類教育中,公益性最強、沒有直接收益的幼兒教育個人成本分擔反而最高。根據相關研究,若要保障政府對學前教育的主導和控制,應該明確政府在學前教育投資中的主體地位,各級政府對整個幼兒教育的經費投入不能低於75%,也就是說個人分擔成本佔到25%。
從世界教育發展趨勢看,各國越來越重視學前教育,越來越把學前教育看作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發達國家學前教育平均毛入學率為79%,轉型期國家學前教育毛入學率為62%,而發展中國家僅為36%。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學率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新興經濟體12個百分點。
可以說,學前教育已成為教育公平的新起點。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在擴大教育機會、促進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廣大人民群眾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將關注教育公平的焦點轉向學前教育。各級政府必須將教育公平的『關口』前移,切實加快學前教育的發展,保障人民群眾子女的入園機會。否則,在兒童接受教育的起點上,必然造成新的『教育鴻溝』。
那麼,如何加快學前教育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學前教育的迫切需求?
一是必須堅持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要切實糾正一些地方政府發展學前教育以民辦教育為主的指導思想。各級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教育服務的方式,探索公辦學前教育的不同實現方式,支持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但這絕不意味著公辦學前教育的退出,更不能減少政府對學前教育的經費投入。各級政府要滿足幼兒接受教育的機會,必須堅持學前教育以政府投資為主體。只有公辦幼兒園佔幼兒園的比例、公辦園接納幼兒的比例佔到50%以上,纔能保障政府對學前教育的領導力、控制力和管理力。
二是必須建立幼兒園准入制度。當前,無論城鄉都存在大量的『黑園』,這些幼兒園不但辦園不規范,辦園質量無法保證,而且存在許多安全隱患。國家要加快學前教育立法進程,盡快出臺幼兒園辦園標准,確立公辦幼兒教育的主體地位,出臺幼兒園教師編制標准,建立幼兒教師工資保障機制,支持民辦幼兒教育的健康發展。
三是必須堅持正確的辦園方向。不少幼兒園為了吸引更多的幼兒入園,以『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為幌子,開設識字、閱讀、計算以及各種所謂特長教育課程,嚴重影響幼兒的身心健康發展。各級政府必須嚴厲制止幼兒教育日趨嚴重的功利化傾向、小學化傾向。加強教育執法隊伍建設,提高教育執法能力,已成為保障我國教育事業科學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