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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濫,『研而優則仕』的現象日益突出,讓有識之士懮心忡忡。四位學術帶頭人現身說法:科學家為什麼想當官——本需靜心,卻難靜心。(8月9日《人民日報》)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仍可驕傲地數出幾個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學巨獎,而如今改革開放30多年,但就算是在我們的優勢領域,也沒能出幾個世界級的大師。
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在山東大學作學術演講時表示,『培養1000個教授的花費跟中國所有高校校長請客吃飯的錢加起來差不多。』這句話揭示出一個現象,當官可以進行資源交換,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資源去跟別人換取自己需要的資源。而這一點,顯然是做個學術型的教授無法做到的。
君不見往往一些科研項目的第一帶頭人並非科研實際操作者,而是個帶官銜的人?君不見往往一些論文發表的時候,什麼『長』都是第一署名作者?在這種學術語境和行政語境下,試問你想做學問還是想做官?即便是你想靜心做學問,如何能靜得下來?
再深一點兒說,時下『研而優則仕』現象的泛濫,其實是科舉思維的復闢——『書中自有黃金屋』影響中國讀書人幾千年,『狀元及第,衣錦還鄉』的故事也深入人心,這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維。而這種思維,深深烙在中國教育的每一個階段,也影響著中國科技界的人纔走向——當官之後的面子、等級、人情,遠比當一個科學家的成就感和虛榮感更直接更能令人滿足。我們需要改變的不僅僅是高校以及科研機構的體制機制問題,而是該探討如何能讓科學家活得比官員更有實際價值更有社會地位更有物質尊嚴,這纔是破除『研而優則仕』弊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