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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科大校長李培根院士的辦公室異常簡陋:屋子不到20平方米,一個書櫃、兩個沙發、一張辦公桌就佔了大半個空間。據說楊福家院士曾把它拍下來,和某地一處級乾部的豪華辦公室照片一起,寄給了國家領導人,反映當前高校辦學條件的不足。
新學期一開學,就是在這間『著名』的校長辦公室,李培根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這也是2010年夏天廣受媒體追捧以來,李培根校長首次接受媒體采訪。
記者:最近校內都在圍繞『一號文』討論,為什麼要把學風教風建設擺在如此突出的位置?
李培根:我們把學風教風視為學校的立校之本。目前評介一所大學的水平所采用的一些指標和數據,校風、學風、教風並不在內,但『本』是時刻不能忘的。我們關注那些指標和數據,但『本』沒有了,代表水平的那些指標和數據也終究會掉下來。
記者:華中科大剛剛獲得6項國家科技大獎,如此重視本科教學,會不會影響學校的科研成績?
李培根:現在重點高校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這從社會廣泛關注的高校自主招生聯考就能看出來。校長們也很容易去關注一流大學建設最顯性的一些指標。但校長必須有教育的內在理想,如果只為指標所驅動的話,學校不可能得到持續發展。
內在理想主要還是體現在培養人的問題上,包括培養什麼樣的人,怎樣去培養人。我時時刻刻告誡自己,不要忘了自己的內在理想。對建設一流大學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本科教育。我們2005年就提出了建設『一流教學、一流本科』思路。2008年也出臺了關於建設一流教學、一流本科的校發一號文。加強教學,短期內可能對科研項目和經費有所影響,但一所學校的科研水平和能力,不能簡單以科研項目和經費來衡量。
記者:在您看來,大學教師重視科研、輕視教學的根源在哪裡?
李培根:這首先還是一個社會問題。目前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還是較少,學校要改善教師的工作條件、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條件,很大程度上還需要學校自己想辦法來解決。目前在中國絕大多數大學,其教師的收入都和科研、教學工作量有一定程度的掛鉤,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如大學一級教授(最高級別,基本上是院士)按國家規定的工資只有2800元。如果教師的收入只是國家規定的工資,那是很不體面的。因此學校不得不想辦法去提高教師的收入,其辦法之一是對某些科研項目(主要是企業項目)的經費提成。因此,大學教師要想過一個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不得已要走創收的途徑。這也會使學校的科研和教學本身受到影響,因為有部分教師拼命爭課題或者拿教學工作量,主要是因為利益驅動,而非興趣和責任驅動。這種狀況顯然不利於人纔培養和科研本身。發達國家就很少聽說教授忙著搞創收的。
記者:我注意到,『改革』一詞在剛剛頒布的『一號文』中分量不輕。您如何看待教育規劃綱要頒布後國家大的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學校學風教風建設?
李培根:我認為,這些年我們進行的教學改革,主要集中在教學形式和內容增減方面,這樣的改革也很有用,但意義畢竟有限。在教育的根本問題上,我們的改革還很少觸及。根本問題是什麼?就是教育要真正面向人。或者說,要實現從『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轉變。
我們應該思考,教育有沒有真正面向人?有沒有真正對學生開放?現在我們實行的基本上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教學體系、課程設置等,都是以教師為中心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教師是最輕松的;『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就要動很多腦筋,思考如何啟迪學生思維、挖掘學生的潛能。因為你面對的每個學生都是不一樣的。
前年我接觸到一位畢業纔幾年的校友,這名學生非常優秀,曾被保送為研究生,畢業以後在一家IT公司工作。幾年以後,她把工作辭了,結伴到尼泊爾的貧窮鄉村裡,為那裡的小孩子服務。她說了一句讓我很感慨的話:『教育就是要使學生成為他自己。』這句話給了我震動,它很朴實,但是非常有哲理。其實就是需要『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
記者:您覺得『一號文』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目前存在的學風教風問題?
李培根:我們去年搞學風教風建設年活動,組織師生學習研討,搞活動是希望今後不搞活動,要讓重視本科教學工作成為學校工作的一個常態,成為校長、院長的辦學習慣。我們要采取相應的舉措,要在『票子』、『帽子』等問題上,對教學工作有所傾斜。我們要盡可能在目前的條件下,把這項工作抓得好一點、實一點。
學風教風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是不可能靠單個學校就能完全解決的。即使是『一號文』中提到的學校內部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解決的。但華中科技大學總歸希望做得盡可能好一些,應該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