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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城鎮的就業情況來看,大概需要安排的城鎮勞動力有2400萬左右,其中高校畢業生、技校的學生以及初中高中畢業以後不再繼續昇學的學生加起來近1400萬人,所以就業壓力是比較大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2011年兩會上說。而他也強調,另一方面,招工難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但是現在有向中西部地區蔓延的趨勢。
在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時,自2011年春節以來,媒體卻輪番地、鋪天蓋地地報道了『用工荒』,『招工難,低端、高端的勞動工都很難招,低端的缺量,高端的缺技能人纔』。廣州市技師學院院長駱子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一直以來,技能型、高素質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性。 東方不亮西方亮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瑞士全球競爭力第一,世界品牌佔有量第一。瑞士為何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北京師范大學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志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瑞士的主要資產是教育,其職業教育和培訓制度為其綜合競爭力和經濟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瑞士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青年失業率最低,這與瑞士歷來有重視職業教育的傳統有關。目前,瑞士每年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初中畢業生進入中等職業學校,90%至95%的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直接就業。』
而另一份由國際組織給出的名為《中國職業能力開發政策》的測評報告,明確指出了中國職業教育目前所存在的四大不足,即將職業教育視為『二流教育』,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的管理體制缺乏統一,職業教育與產業界關系不密切以及擁有職業訓練資格的教師嚴重欠缺。
盡管大學生工作難找,『畢業即失業』,職場上高級技工炙手可熱,良將難求,但面對如此明顯的市場動向,學生和家長們在做抉擇時卻仍然熟視無睹。
『大家都去擠高考和大學的獨木橋,那還有個大道在哪?』駱子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大道就是職業教育,『之所以形成這樣一個怪圈,主要還是社會觀念和思維定式沒有改變。』
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上一度認為學而優則仕,當工人沒有出息,『上高中、重點本科揚眉吐氣,上高職、中職低人一等』,多年來一直是重學歷教育、輕職業培訓,重文憑、輕技能。『由於行業與崗位存在較大的薪酬差距,社會保障也因行業與崗位不同,勞動既存在價值觀念上的高低貴賤,也存在經濟待遇上的高低貴賤,導致大家必然追求高學歷、追求好的行業與崗位。』駱子石說。
現實的表現是,職業教育成了很多家長和學生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北京工業技師學院院長童華強也對這種現象深有感觸,最近他又接收了幾個初三沒上完的問題學生,『我一半的精力都用在去管那百分之幾的學生。』職校的學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年輕群體,童華強的壓力不是要他們昇學,而是先轉變他們對學習的態度,『如果給我去讀本科的高中學生,我們能培養出中國最優秀的職業技術人纔。』
劉燁是河北秦皇島人,十年前去了加拿大,在多倫多完成職業教育後,留在當地成為一名會計師。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職業教育在加拿大非常普遍,職業技術學校叫做college,大學稱為university。『每個城市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職業技術學院,而大學只有兩三所。其中一大部分加拿大人中學畢業後就直接選擇去上college,只有少部分會去考取大學。』據數據統計,加拿大中學畢業生70%上大專,15%上大學,15%直接工作。
『只有你想不到的專業,沒有它不涉及的專業。』劉燁說,加拿大職業教育種類多種多樣,一般都是社會上比較需要的各種人纔。和中國現在的情況相比,加拿大中學生畢業後的選擇是截然相反的。『他們的觀念認為,大學是搞學術研究的地方,不想深造的人是不會去讀大學的。一般只有高端人纔纔會到大學裡面學習,比如:高級工程師、IT工程師、醫生、律師、會計師,或者是准備留在大學裡面搞學術研究的人。』
而且,他們從職業學校畢業後,很容易就可以把學分轉到大學裡面接著學習。『實際上也有很多人是這麼做的,先到技校學習兩年,然後再工作兩年,最後再回到大學接著深造。而這在國內現在還很難做到,職業教育就像孤島。』劉燁說。
在加拿大,工作經驗比較被看重,其次是文憑。如果工作經驗很多,好多公司會忽略學歷。『高學歷的人纔就要給高薪,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僱主是會選擇合適的人纔,而不是一味看重學歷。』 『勞工神聖』遭遇『四低人纔』『我們保證有工作但是沒文憑。』童華強說,現在的情況是,學生學了幾年的技術,只是個技校文憑,『老百姓不認,找對象都不好找,還要千方百計上學去換個文憑。』否則,他們前面的路就被堵死了。
童華強苦笑著稱職校的學生是『四低人纔』:學歷文憑低,工資待遇低,生活質量低,社會地位低。他的學生作為職業院校的代表,被溫家寶總理接見,這個學生就問了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花了很多錢培養出來的技術工人,到企業以後,收入太低,還不如一個保安。另外就是工人未來的提昇途徑。』童華強說,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收入提高,學生和家長都會主動選擇,不會是被迫無奈纔來。』
也正因此,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創始人黃炎培把社會上長期以來以『讀書做官』為榮,以『讀書謀事』為恥的思想,稱為『職業教育之礁』,提出了『勞工神聖』的主張。黃炎培說,勞力與勞心都是神聖的,『作工自養,是人們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號召青年認識到『職業平等,無高下,無貴賤。苟有益於人群,皆是無上上品』。
要人們認識到職業平等,廣州市技師學院院長駱子石說,首先要將職業教育意識滲透在基礎教育裡,讓學生有職業觀點的養成。讓學生根據自身興趣和能力,提前規劃未來職業選擇。『不能等待被邊緣,被分流,不成功了纔進職業學校,主動的選擇職業教育,空間很大,你想象不到的大。』 無師之痛作為制造業大省的廣東,擁有200多所技工學校,400多所職業院校,卻遠遠不能滿足珠三角制造產業昇級的需要。而新加坡僅有5所工藝學院和4所理工學院,其培養的高技能人纔卻支橕了新加坡全部三次產業昇級。所以,業內人曾經感慨:廣東『200+400』卻敵不過新加坡『5+4』。
『一是課程,二是師資,基本上所有的職業院校都有這兩方面的問題。』北京工業技師學院院長童華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早些年,北京工業技師學院的課程改革,吸收了北京師范大學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志群提供的很多意見。趙志群說,要想學會工作,學生只能在真實的職業情境中通過完成真實的工作任務纔能實現,而純粹校園環境中的學習無法達到這一要求,『工學結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本質特征。』
『以前是教你設備怎麼用,都學完了,給你個活,還是不會乾。現在和原來完全不一樣了,從學習中就貫穿解決什麼樣的工作任務,按企業的工作流程來培養學生。』童華強說。此前就曾經出過這樣的情況:學生在課堂上學會了修理發動機,到了企業,發動機壞了,卻不知道怎麼先把發動機摘下來。
真正實現課程改革的職業院校是少數,而當課程改革慢慢實現了,童華強發現老師卻不行了。職業院校的教學往往需要的是既懂教學又能實操的『雙師型』教師,『院校出來的老師,理論體系好,但是不會乾活,從企業請的老師專業技能好,乾活沒問題,但教學綜合素質又不行。』目前,職業院校教師的工資水平普遍低於行業水平,從企業行業聘請能工巧匠任教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話。『試想,在企業的工資若是當老師工資的好幾倍,老師是來職業學校任教還是進入企業從工?』
而在采訪中,一位民辦職業院校的負責人也告訴記者,亂象叢生的招生大戰,也給職業院校的發展帶來了很多負面效應。『公辦學校依賴教育主管部門的行政手段招生,民辦學校采用「生錢交易」招生,招一年是一年,缺乏長久的招生機制。』
據該負責人介紹,基於提成式的招生模式,有些縣市各類職業技術學校200餘家,為爭奪一個生源經常『同室操戈』,少則五六家,多則十餘家,各職校登門做家長和學生的工作,提出一家比一家的優惠條件,甚至互相『攻訐』,使學生及家長無所適從。學校在設計專業時,也經常糾結於:是開設一個好招生的專業,還是開設一個好就業的專業。
北京師范大學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志群給《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一份涉及5296名高職院校學生的調查顯示,近40%的學生在實習過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其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有學生將企業實習描述為三部曲:一、實習之前:我想工作的激動與熱情;二、實習之中:流水線使我像機器人;三、實習之後:精神與身體的雙重傷害。 劍指管理體制『如果學生在實習崗位中沒有學到足夠的面向未來的技術和技能,反而成為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的廉價勞動力,不僅給實習學生本人的人身和財產權利帶來不利,而且也對推廣校企合作、工學交替的人纔培養模式帶來負面影響。』趙志群說,盡管教育部出臺了一些相關文件,但是學生實習崗位與所學專業不對口,企業以實習之名,將學生安排到流水生產線從事簡單的重復性工作的現象仍然非常普遍。
在職業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企業對職業教育的介入非常深,甚至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在企業內部度過的,企業代替學校行使了部分教學職能。『目前,國內的企業願意投錢在設備、廠房、土地上,外資和合資企業在校企合作上做得好一些,他們會認為培養出來的員工未來帶來的效益難以衡量。』童華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就目前情況來看,職業教育還有一個至今仍未解決的突出問題是:中國職業教育的管理體制還沒有理順。『國家教育部與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各管一攤,互相獨立,互不服氣,各自為政,各成體系,搞得各省、各地方的教育與勞動部門也是矛盾重重,有的還相當尖銳。』中國職業教育學會副會長俞仲文在《重建職業教育魅力的改革探討》的研討會上曾指出。
事實的確如此,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可以批建職業技術院校的部門可謂五花八門。有教育部門的,有勞動部門的,有行業的,有省一級的,有市一級的,也有縣一級的,且政出多門,沒有統一標准。這些職業技術院校辦學質量參差不齊,辦學情形各不相同,甚至給學生畢業後頒發的『證書』性質差之甚遠。
有的職業院校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意更改校名,有的學校更改後的校名盡量向規模大、聲譽好的學校靠近,甚至校名間僅一字之差。學生和家長被搞得暈頭轉向,無從選擇。無奈之下,為選擇一所學校就讀,先要問清校長、院長是誰,因為校長、院長不會重名,給學生平添不少麻煩。
更重要的是,由於批建和管理部門不同,同是職業院校享受的政策待遇也迥然不同。並且它們之間缺乏很好的溝通銜接,教育、就業與培訓之間互相分離。
俞仲文建議,必須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來創新中國職業教育的管理體制。『今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再不能僅僅站在部門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和處理我國職教戰線由於管理不順而出現的種種問題。』(記者/龐清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