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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傳武,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周易》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基地教授、山東省古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魏晉南北朝文獻和中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出版《左思左棻研究》、《古代文學與古代文化》、《中國古代天文歷法》等多部學術著作。連續榮獲山東大學(微博)『我心目中的好導師』、山東大學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山東省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山東省研究生指導教師的省內最高榮譽)等稱號。
現今社會對研究生教學質量下滑的報道此起彼伏,有說是如今的研究生心態浮躁,缺乏主動治學的能力;有說是導師素質低,無法有效指導研究生,更不用說培養優質研究生……各方言論不外乎研究生治學與導師培養兩方面,記者就此采訪了榮獲山東大學『我心目中的好導師』、山東大學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山東省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稱號的徐傳武教師。
『學會分析方法比單純學會知識重要』 記者:徐老師您好,針對現今研究生存在的普遍問題,您認為研究生在治學過程中首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徐傳武:我覺得夯實根基很重要。如陳毅元帥所說的:『知識靠積累,貴乎點滴勤。』溫故也在知新,『蹲苗』卻利後長。如果不循序漸進,做的都是『夾生飯』,將來再蒸煮多少次也難以熟透。但就目前研究生綜合素質來看,情況還不盡如人意,所以我經常給學生舉許多由於根基淺薄而錯誤百出的例子,讓學生切實感受到無厚實的根基是不可能做好學問的。
除了紮實的基礎,還要肯坐冷板凳。做學問要有長時期肯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耐得住寂寞,只有這樣纔不會被浮躁的環境所感染,纔能靜心鑽研。在現今這種洶湧澎湃的經濟大潮衝擊下,肯坐『冷板凳』的精神對於做學問尤為可貴。
記者:您現在的研究生已經積累了不少科研、寫作的實踐和經驗,但此時他們是否還需要對治學方法予以了解甚或關注? 徐傳武:研究生,顧名思義就是應當能從事研究、學會研究的學生,所學內容應當帶有更多的研究成分,所以,學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單純地多學會某些知識更為重要。正如法國生理學家貝爾納所說:『良好的方法能使我們發揮運用天賦的纔能,而拙劣的方法則可能阻難纔能的發揮。因此,科學中難能可貴的創造性纔華,由於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殺;而良好的方法則會增長、促進這種纔華。』任何想有成就的研究生都不能忽視對良好的、科學的方法地掌握和運用。 記者:我在讀碩和讀博的過程中也深深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但我很多同學確忽視這點,這除了態度重視外,您覺得在治學方法上具體應該注意什麼? 徐傳武:因每個人的知識積累、知識結構不同,對他人的治學方法要學會選擇適應,不要妄圖削足適履,而要適足選履。同時還要注意方法的前沿性,每個時代都有新方法,我們不要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在方法論上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比如相對論、全息論可以考慮運用。另外,對待任何一種方法都不能過於神秘化,運用之妙在乎一心。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唯物主義、辯證法還是我們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利器』,千萬不要為了標新立異把這寶物『棄之如舊履』。如今理論頗多,可以說花樣百出,咋看好像唯物論、辯證法反而不時興。但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是最好的東西,是我們觀察事物、認識世界、解決問題的『利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不能迷失方向。任何學問都有自身規律,我們一定要尊重和遵守這些規律,在已有定論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應當保持清醒頭腦。比如有人借《周易》之名行宣揚封建迷信之實,有人借特異功能宣揚偽科學的東西,有人對已有定論的漢奸、敗類大肆進行翻案,這時我們只有堅持唯物論、辯證法,纔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得出的結論纔能經得住考驗。總之要切記,學術問題可以爭論,但大是大非問題不能迷失方向。 記者:那您覺得如何纔能提高自己的治學能力? 徐傳武:我覺得要提高治學能力,就得敢於挑戰,但不是說盲目挑戰,不知天高地厚,治學要有『以愚自處』的精神。一個人如果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則往往懶惰而不求上進,稍有成績則沾沾自喜,反之則發憤圖強,勤苦有加。既然能考上研究生,就表示你並不愚笨,至少就智力方面而言,但對於未知的領域來說,我們又都是小學生,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是愚笨的。如果我們仰仗聰明則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我們以愚自處,則就會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百之。笨鳥先飛早入林,自認為跑得飛快的野兔卻落在了緩慢爬行的烏龜後邊,這些寓言中揭示的道理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德、纔、學、識、運是衡量人纔的標准』 記者:現代社會對人纔提出更高要求,您認為目前高等教育人纔的培養需要特別注意哪些方面的提高? 徐傳武:既然社會對人纔提出更高要求,那作為培養高素質人纔的高等教育,就要特別注意培養學生纔學識的全面發展、全面提高。劉知幾在《史通》中論成纔,認為要纔、學、識兼備,三者缺一不可,而其中的『識』尤為重要。識見高遠,纔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達人所未達,纔能有所發明,有較大創造。古今贊同者頗多。
時代在發展,人纔觀也在不斷豐富、提高。著名數學家王梓坤在《科學發現縱橫談》一書論述成纔必備的條件,於纔學識之前又加『德』字,『兼備德識纔學,對一個科技人員來說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對科技人員,我覺得對所有的專家、學者、教師、學生都是至關重要的。古人有著名的『三立』論,將『立德』置於『立功』、『立言』之前,稱為『大上有立德』。一個大節有虧的人,纔學再強,其價值也要大打折扣;一個『缺德』、『無德』之人,其纔學越高,其影響可能越壞;而一個德行好的人,有可能彌補其纔學之不足,甚至能克服一切挫折,促使其纔學識諸項條件大進,取得一般人預料不到的成績。
胡適論成纔,於『纔學識』之後又加『運』字。運者,命也,時也,機遇也。時世造英雄,機會掌握在自己手中。從研究學術、發展建設的角度來說,現在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只要我們具備突出的德纔學識,機會就會主動敞開大門。不過,機會敲門的聲音有時候很輕,這就需要每個青年學子不要放松每一個機會。
記者:您剛纔提到『機會敲門的聲音有時候很輕』,那您覺得研究生在學習過程中做好哪些方面纔能成為一個『有准備的人』? 徐傳武:要做一個有准備的人,我認為需要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有高遠志向。我常常告誡學生:一個胸無大志的人,絕不能做出突出業績。李賀《致酒行》詩曰『少年心事當拏雲』,無這種凌雲壯志,他就不會寫出驚天地、泣鬼神的詩篇。山大每年迎新的標語有一條是:『今天我以山大為榮,明天山大以我為榮』。百年山大史上,能讓山大以之為榮的人屈指可數,但我們每個山大學子都要有這樣一種志向——海到天邊雲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經過刻苦不懈的努力,我們就有可能攀上學術的高峰。另一方面,有創新意識。創新是學術研究的生命。研究生做學問、寫論文,要有『領新標異』的精神,要有新的立意、新的論點、新的論據,甚至在論述方法上也要有所創新,只有這樣纔有其自身的學術價值或實用價值。 記者:每年報考您的研究生非常多,但學校的錄取名額有限,那從知識構成、科研能力等角度看,您更喜歡接納什麼類型的學生? 徐傳武:這個問題使我想到了蘇聯科學家蘭道的人纔分類圖。他將人纔分為『正三角形』、『倒三角形』、兩個三角形底邊重合構成的『菱形』,以及兩個三角形頂角相接、底邊平行構成的特殊形狀。所謂『正三角形』人纔,下面之底表示基礎雄厚,上面之尖表示思路敏銳;『倒三角形』人纔則下面之尖表示基礎薄弱,上面一橫表示思路遲鈍;兩個三角形構成的『菱形』人纔,上尖表示思路敏銳,下尖表示基礎薄弱;而最後一種形狀代表的人纔,上面一橫表示思路遲鈍,下面一橫表示基礎雄厚。這四類人纔裡,最好的當屬第一種,最差的是第二種,如果不得已而求其次,寧要第三種而不要第四種,因為思路敏銳纔容易有所創見。在招收研究生方面,我比較認同蘭道的觀點,首選那些基礎紮實、觀點敏銳、創新性強、有獨特見解的學生。 采訪後記正如采訪最後徐先生說到:事物是復雜的,方法是多樣的,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我們要學會對多種治學方法進行選擇和適應,分析不同的問題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甚至在分析問題的不同的階段也可以側重不同的方法。畢竟只有自己慢慢摸索、體會,纔會逐步找到適合自己的治學方法。適合自己的纔是最好的,這是普適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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