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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海濤
7月5日,《新華字典》第11版由商務印書館正式發行。
這部新中國第一部以白話釋義、用白話舉例的小型漢語字典,前10版印行逾4億冊,是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工具書。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部陪伴了千萬少年成長的字典,是在建國前夕的炮火中孕育構思的。
炮聲中談論如何編寫一部小字典1948年10月末的一個黃昏,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了傅作義部防守的古都北平,攻城戰役一觸即發。就在這炮聲隆隆、人心惶惶的時候,城內一普通人家的客廳裡,幾個人卻在談論與眼前的戰爭、時局完全無關的一件事。
借助客廳昏暗的燈光,能夠依稀辨出這幾個人:周祖謨、吳曉鈴、張克強、金克木、魏建功。他們是同事,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都是當時中國一流的語言文字學家。幾位學者在談論如何編寫一部小字典。相比城外決定民族命運的炮聲來說,這無疑是件小事,但放在整個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長河中看,這的確又是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這件事的發起者,正是這間屋子的主人——魏建功。
魏建功,1901年生人,師從錢玄同,對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古典文獻學都造詣深厚,對於傳統文化的改造也是極具先鋒意識。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國語運動』極為認同,並積極推廣。 27歲時,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七名常委之—。 1945年,他又被委派到剛剛脫離日本人統治的臺灣島,推行國語運動達三年之久。 1948年10月,他回到了兩軍即將決戰的祖國大地,等待一個新社會的來臨。
在魏建功眼中,始於20世紀初的『國語運動』成果是可喜的,但在日益普及的白話環境下,卻一直沒能出現一部廣泛適用的語文工具書。常見的字典在收詞上往往存在著重文輕語、脫離白話環境的語言實際,釋義輾轉傳抄,缺乏語文科學分析等弊病。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更多剛剛脫離文盲狀態的民眾,迫切需要一部新穎、鮮活、簡單實用的辭書來作為他們日常學習的『無聲老師』。在魏建功等人看來,這部書的出現,將直接影響一個民族對母語文字的認知,也將進一步影響一個國家整體國民素質的狀態。
以此說來,當年魏家客廳的那個小型聚會,其意義與城牆外的炮聲是同等重要的。當事人之—的金克木先生在多年之後深情地回憶道:『我們在魏家的大廳屋中草擬新字典的構想。……城外傳來的炮聲仿佛給我們打節拍。我們當時想不到所擬字典的前途,但有一個信念:中國的未來系於兒童和文盲,危險在於無知。語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語言文字的工具。談論字典等於談論中國的前途。炮聲使我們的信心增長。 』
就在魏建功等人仔細討論這部未來字典的體例和結構時,還有一個人也在籌劃這件事情。他就是我國著名的出版家、文學家、教育家葉聖陶。
葉聖陶關注語文工具書,首先是從一個老出版人的角度。早在1947年8月主持上海開明書局的時候,他就對其書店出版的《夏氏字典》表示疑惑,『無多出色,且不便於初學。他曾建議另作小字典,並動手作字典樣張數個,商定體例,後來因故放棄。
以一個出版人的敏銳眼光,葉聖陶察覺到字典因為『不便於初學』而無法贏得市場。作為一個極富社會責任感的出版家,葉聖陶和魏建功等語言文字學者關注到了同樣的問題,即面對母語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實用的語文工具書已經成為一個必須突破的『瓶頸』。
辭去系主任,專心編字典中國大地上炮聲甫息,硝煙漸逝。魏建功成為建國後北京大學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而葉聖陶也成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副署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
此時的新政權,百廢待興。神州各地釋放出了巨大的學習熱情,人們紛紛要脫盲、要識字、要學習文化。舊式的字典自然『不便於初學』,而且對於新建的社會主義政權,舊式字典中所附帶的陳舊價值觀念也不容再流行。這樣,編寫一部全新的普及型字典,成為一件勢在必行的大事。
編寫出版字典的策劃人和組織者,當然非葉聖陶莫屬,他有著出版家和政府官員的雙重身份。而字典的主編重擔,則眾望所歸地落到了魏建功身上。
當葉聖陶在1950年3月征詢魏建功是否願意編字典時,這位大學者喜不自禁,一口答應。只是他擔懮自己所擔任的北大系主任一職牽制精力,不知如何擺脫。葉聖陶也很乾脆,很快修書一封,懇請當時的北大主事者解除魏建功系主任一職,只保留其教職。於是,魏建功得以『無官之身』投到葉聖陶帳下。
當魏建功飄然一身上任的時候,出版社人馬匱乏,只有他口袋裡揣著的8頁淡黃色竹紙。那紙上,楷書工整,謄寫著他這兩年來與金克木等友人—起商討擬定的《編輯字典計畫》。
『計畫』概括了這部新型工具書應當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實際語言現象編定;以音統形;以義排詞;以語分字;以用決義;廣收活語言;由音求字;由義選詞;適合大眾;精選附錄。事實證明,這幾張竹紙上的設想,幾乎都在具體操作中一一實現。《新華字典》編纂體例的藍本,早在新中國誕生之前,就已經在學者們的腦海中醞釀成熟了。
出版不斷延期,只為精益求精參與首版《新華字典》編寫工作的,最多時也不過十幾個人。但對於這樣一部意義重大的字典,每一位參與者都極其投入。
以資格最老的魏建功為例,年過半百的他一邊堅持在北大授課,一邊抽出時間趕到社裡主持字典編纂。由於時間緊,他還常常將稿子帶回家裡審改。至於報酬,一分錢也不要,完全是義務性的。編纂過程是集體負責制,每一個字都單獨寫在一張小卡片上,編寫人在卡片上撰寫條目,蓋上圖章以示責任。然後大家相互傳閱,把意見也寫在卡片上,蓋上圖章。這樣,卡片在傳閱討論後,匯總抄出的就是這個字在字典中的條目。
按理說,有這樣一個專業的團隊,憑借這樣的敬業精神,編出一部高質量的字典指日可待,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工作於1950年8月正式展開,原計劃一年內將《新華字典》完稿出版,但終未能如願。後要求1952年6月修訂完工,年底出版,依然落空,再度延期。直到1953年12月,第一版《新華字典》纔終於付梓。
不斷地延期,正是因為精益求精。 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本已按時完成,當送達葉聖陶手中時,這位專家型領導肯定其『—義一例,均用心思』,但還是感覺其普及性不夠,『供一般人應用,或嫌其繁瑣而不明快』。此外,初稿還有思想性不夠、科學性欠缺等問題,決定延期出版,進行修改。這一改就又是兩年多,征求專家、讀者意見,修訂,再征求意見,再修訂。連葉聖陶自己也揮筆上陣,逐字逐句仔細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樣進行修改』。
編寫這樣一部大眾性的普及辭書,對於學者來說並非易事,因為除了講究科學、准確外,還須講究系統、平衡和簡明。要知道,辭書編撰本身就是一門學問,需要一個摸索的過程。就連後來親身參與修訂的葉聖陶也深深體會個中滋味。
到《新華字典》編纂後期,語言學家呂叔湘看到字典的樣本,依然認為問題不少。葉聖陶把這意見轉告給了主編魏建功。還是魏建功先生通達一些,他說:《新華字典》是一部完全創新的字典,經過幾年的努力總算脫出了舊字典的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來抄去』,『好歹算是一個好東西。』要想做到精純正確,只有等將來有機會再進一步修訂了。
1953年12月,首版《新華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書名由魏建功題簽。版權頁上說首次印了10萬冊,但葉聖陶日記上寫的是500萬冊,半年之內售罄。1957年,《新華字典》開始轉到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十多年來重印近200次,發行量累計已高達4億,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圖書出版、發行史上的眾多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