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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伊始,濟南某高校評選暑期優秀社會實踐團隊,學生乾部劉孟?忙著收集各團隊的參評材料。她向記者介紹,評選的唯一依據就是他們上報的各種表格和材料,包括“團隊活動情況一覽表”、“調研報告匯總表”、“宣傳報道情況匯總表”等等。“社會實踐活動時間平均也就四五天,可是整理這些需要上報的材料,大概需要兩三天呢。”劉孟?感嘆道。
記者多方采訪獲悉,參加假期社會實踐的大學生除了要花很多時間整理冗繁的數據材料,還要想方設法聯絡新聞媒體進行宣傳報道,以便“擴大影響”,對於“走進社會、感受社會、服務社會”的假期社會實踐宗旨,反倒有所忽略。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
記者了解到,許多10餘人的大學生社會實踐團隊中,光是分別負責拍照、攝像、向新聞媒體投稿、匯總數據、整理文字的成員,就佔到了七八個。濟南某高校的一支暑假社會實踐服務團體憑借其豐富詳盡的實踐報告,輕松獲得了上報省級優秀實踐團隊的資格,上報材料包括他們自己拍攝制作的兩段15分鍾的紀錄短片、400多張照片、1段電視臺報道的視頻、一些報紙新聞的復印件,還有一份上萬字的書面報告。團隊負責人小趙同學告訴記者,在為期5天的實踐活動中,每天晚上隊員們都要制作視頻、匯總數據、整理文字圖片直到深夜,上交材料前又集中整理了兩天纔全部完成。
小趙向記者透露,在上報的材料中,媒體報道部分所佔地位相當重要。學校專門向各社會實踐團隊下達了暑假社會實踐活動宣傳工作要求——自覺、主動、恰當地對實踐團隊進行宣傳,“利用服裝統一、校旗、院旗、橫幅、展板等多種方式擴大宣傳和影響”,甚至要求“主動和新聞媒體取得聯系,爭取媒體對實踐活動進行報道”。
在這一系列要求的驅使下,不少實踐團隊來了個“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在剛開始著手策劃實踐活動之時就提前預約媒體,搶先造勢。“在選題時我們就開始考慮媒體因素了,要選媒體比較容易給報道的,比如今年是建黨90周年,我們就選了一個與此相關的課題。”一支名為“黨史宣講服務團”的實踐團隊的成員這樣說。
某高校一班級為了獲得“社會實踐優秀團支部”的榮譽,要求全班每個同學都上交一份實踐報告,然而這些報告的絕大多數卻是學生在網上抄的。
實踐成果止於書面報告
“報告寫完,我們的環保實踐活動就結束了。”山東經濟學院的小李說,“社會實踐的成果不就是書面報告嘛,回到學校交上報告,學分就有了。”記者了解到,很多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的成果就是書面報告。
山東師范大學2010級學生何夢潔卻不這麼認為,她說:“大學生的假期社會實踐只有不長的時間,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實踐只有短期效應,缺乏長期有效的機制。”
今年暑假,作為一名志願支教者,何夢潔全程參與了支教活動的策劃、選題、組隊、活動開展以及資料的後期整理。“實踐活動提高了我們的人際交往能力和為人處事能力,但社會實踐確實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很多同學認為交上書面報告或者評上先進個人便萬事大吉,我覺得我們社會實踐的成果應該進一步延續下去。”
“暑假我們深入青島農村,為那裡的孩子組織了一些活動,讓他們的暑期生活可以豐富多彩。我們組織的農村支教活動取得了多方好評,但是也有一些人在質疑。”何夢潔說,“一個村民問我們,支教活動究竟能為農村的孩子做些什麼。她覺得孩子們只是獲得了一時的收益。還有一位大叔在觀看完我們活動後說:‘這些活動是讓孩子獲得了一些快樂,可是對他們增長見識、開闊眼界實際意義也不大啊。’”
同為實踐團隊成員的張希月也表示,現在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有些形式化,有些脫離實際,“很多實踐隊只是去參觀參觀,走個過場。實踐中最常用的宣傳手段——橫幅、簽名等,意義不大。另外,拿我們的實踐項目來說,短短十幾天的實踐活動對於幫助農村孩子來說微不足道。”
何夢潔和張希月同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青年志願者協會的負責人,剛剛開學,她們便開始籌劃這個學期的支教活動,“我們學校周邊有一所農村小學,那裡是我們的實踐基地。我們可以把在暑假中積累的經驗,應用於下一步的支教活動中去,也可以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為解決農村教育資源緊張的問題盡一份力,這是我們社會實踐的成果所在。”
開展活動靠家長“關系”
山東師范大學的遲洪濤,利用暑假和同學一起組成了一個調研隊,課題是以海產養殖業為例調研青島農村信息化的發展情況。“實踐過程中吃了不少閉門羹”,他說:“我們團隊裡大多數同學來自農村,家裡沒有什麼‘關系’,一些部門對我們的實踐活動不是很配合。”
記者了解到,很多大學生在實踐過程中都吃過類似的“閉門羹”。山東農業大學的董曉宇表示,自己在實踐過程中,有時需要企業的幫助,可是到了門口,門衛就給攔住了,“一些企業認為大學生社會實踐會影響單位的生產安全和生產秩序,不願意接受我們這些大學生,對我們的社會實踐不支持、不配合。”遲洪濤說,“現在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也需要依靠家裡‘找關系’,像我們這樣沒有關系的學生開展活動沒想到這麼難。”
山東師范大學的劉凱思,今年暑假去臨沂調研紅色景區的保護情況。她坦言:“家裡有關系確實會提供很多的方便。我們團隊裡一個同學的父親在當地旅游局工作,我們的調研項目能夠較好地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給我們提供的幫助。”
還有一些大學生依靠家長的關系,不實踐就能獲得參加社會實踐的證明。給兒子開過社會實踐證明的王女士對記者說:“社會實踐活動本來應該檢驗大學生的能力,現在卻在檢驗我們家長的‘關系’,這樣的情況確實值得我們反思。”(記者王原實習生翟楠楠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