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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跡三:對歷史問題作交代
清朝的合法不合法,在我們今天看來,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但在當時,卻還是糾結的。不是說大兵一來,鐵蹄所至,就合法了,老百姓心裡還有個聯大安理會,朝廷在老百姓心裡有沒有席位,還未必呢。更何況當初多爾袞入關的時候,來路就不太正,也給百姓留下很多血淚的記憶。
蒲松齡懷念明朝
別的不表,就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別看是說鬼說狐的,可骨子裡都透著“反清復明”的味道。你看看他寫的小故事《三朝元老》,對大明的叛徒洪承疇就極盡諷刺挖苦的筆調。蒲老師出生在明朝,但卻是在康熙朝成人的,他永不放棄地考著康熙朝代的功名,內心深處卻永不放棄地保留著對前明的懷念,他在寫清兵的暴行時,委婉地說是“北兵”,筆下那股恨意卻深入骨髓。
在他小玄子治下的帝國,老百姓像蒲松齡那樣在心裡不給朝廷留席位的又有多少呢?這一直是清朝皇帝的心病,這塊心病一直到辛亥革命,宣統退位纔放下。
康熙在遺詔裡高調提到這個問題,他用很高分貝的聲音說:“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祖”。自古以來,得天下的途徑最合法的,莫過於我們大清帝國。誰說你不正了?乾嗎強調自己很“正”呢?聲音越大,心裡越虛。
康熙又解釋了他們祖先的動機,說他們根本就不想奪取明朝的江山,皇太極前輩口口聲聲說:“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國之主,不忍取也。”這話在當時有沒有說過?是個謎案。說自己不想做,為什麼又做了呢?是因為形勢強過人,“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明朝內亂了,崩盤了,老百姓沒了主,哭著鬧著要我們去接手,“臣民相率來迎”,面對盛情,實在沒辦法推脫了,也沒必要客氣了,咱們應廣大明朝老百姓的要求,帶兵入關接盤,“入承大統”。可見康熙的清朝合法論的基石就是:不是我們主動來的,是你們廣大臣民歡迎我們來的,反正是你們自個找的。康熙此次遺詔打的是民意牌。
其實真相已經不是很重要,而是定論怎樣纔很重要。康熙的使命不是澄清歷史事實,而是再做一次定論,將主權和治理權的合法性再強調一遍。即將卸任或者將去世的領導,對歷史問題的表態是很關鍵的,它關系到後續工作的合法性,表明這個政權對歷史問題立場的一貫性,對歷史問題的態度,就是對當下的態度,也就是對以後的態度。
康熙就是對自己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再做一次闡述,可能了無新意,但是很重要很必要很緊要,這些問題不怕老生常談。
再強調完合法性之後,文件裡忽然莫名其妙來了一句:“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耆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表面上是要借鑒梁武帝治理江山不謹慎,結果被兵變推翻下臺的教訓,然而,可能暗示康熙的心裡隱藏著一股焦慮,擔心自己的治下以後會出問題。
擔心親人的安全
梁武帝蕭衍一生犯了很多的錯,但最大的錯誤就是他活得太長了,老人家活到86歲,本來是件好事,卻趕上兵變,什麼倒霉事都趕上了,最後被囚禁臺城,飯都吃不上一口,胃火上昇,口中苦,呵呵地幾聲,就命絕了。如果設想,他老人家要是活個85歲就走人了,豈不是福壽雙全?何必趕上這一趟?早個幾年就是哀榮備至,晚幾年死得如同一只動物。
康熙離開人世時還不到70歲,他隱隱感覺到很多問題很棘手,可能越釀越麻煩,再活長一點,就讓自己給趕上了,所以,這個時候翹辮子,倒是挺合適的。
所以他感嘆道:“見今俱各安全”,看到親人們個個都安然無恙,他就放心走了。他又說,等他走後,沒什麼大要求,就是大家要安全,“朕身後,爾等若能協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也不交代什麼長遠發展規劃,僅僅要求一個平安,他心底的焦慮躍然紙上。
這個懮慮,可能還是源於對政權合法性的焦慮,這種焦慮是揮之不去的。歷史遺留問題,不是聖祖一個人能解決的。他的兒子四阿哥雍正也懮慮著,還寫了《大義覺迷錄》絮絮叨叨強調自己的合法。
結語:對歷史的嘮叨,除了茶餘飯後,有時候意義不大,康熙來了也好,去了也罷,他已經只是一個遺跡,一顆歷史星空中已經白矮化的恆星。這顆曾經的恆星,對於我們這些小職員來說,他的光芒有什麼意義呢?我想,應該在於他勤奮的品質,因為,畢竟當老板也好,做職員也好,在華爾街當經理也好,在門頭溝篩沙子也好,勤奮是每個人所不能少的。
下面摘抄康熙關於勤奮的幾句話:每事必加詳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閑,則後日愈多壅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