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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多少MBA課程會在課程開始時,邀請所有學員從位於蘇格蘭高地的酒倉大木桶中,隨機選取一瓶25年的單一麥芽威士忌。
不過,也沒有多少MBA課程,是在達夫鎮(Dufftown)格蘭菲迪釀酒廠(Glenfiddich Distillery)這樣的獨特環境下啟動的。達夫鎮是坐落於斯佩賽德區(Speyside)的一個小鎮,被譽為世界麥芽威士忌之都。
格蘭菲迪是最著名的單一麥芽威士忌之一,由格蘭父子洋酒公司(William Grant &Sons)生產,格蘭父子是蘇格蘭最大的家族釀酒廠。該公司與格拉斯哥(Glasgow)的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Strathclyde Business School)合作,創設了這一25人的MBA課程,其中包括格蘭父子的高管和少數從蘇格蘭創業企業中挑選出來的學員。
格蘭父子董事長彼得戈登(Peter Gordon)表示,對這個25人MBA課程的投資,反映了該家族的價值觀,它包括對教育、前進型領導和慈善的強烈信仰,以及回饋蘇格蘭的願望。“我們在與那些我們認為與自己有相同DNA的領先企業合作,這些DNA包括把全球雄心、願景和對員工發展的承諾當作企業戰略的關鍵要素,”他表示。
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院長蘇珊哈特(Susan Hart)表示,這項MBA課程是與格蘭父子一起特別設置的,包含3門獨特的選修課——家族/所有者管理企業、創業和奢侈品牌營銷。
格蘭菲迪釀酒廠由威廉格蘭(William Grant)於1886年創立,現在仍由家族第五代控股,其創新履歷令人稱羡。它聲稱,自己率先於20世紀60年代初把單一麥芽威士忌作為高端產品進行營銷。40年前,格蘭父子也是第一家開放游客中心的公司,其設在格蘭菲迪的游客中心坐落在“威士忌之路”(Whisky Trail)上,每年吸引7.5萬游客,是蘇格蘭的旅游勝地。14年前,它發布了自己的高端金酒亨利爵士(Hendrick’s)。
哈特教授表示,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被格蘭父子選中的原因之一是,它已經從亨特創業中心(Hunter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發展出專業優勢。該中心是蘇格蘭零售企業家湯姆亨特(Tom Hunter)捐助的學術中心。
“創業者通常會經營家族企業,但在對公司如何運轉、為何成功、為何失敗的研究中,這類公司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她表示。“人們通常會減少相關思考,因為家族企業會被假定為規模較小,而實際上它們可能規模很大,影響力也很大。”
“但它們有自己的問題:它們如何進行傳承、如何傳遞家族價值觀、如何進行專業化……所以,格蘭父子非常看重對所有這些與家族企業特殊性相關的總體管理和領導問題進行專門探討的MBA課程。”
長期以來,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一直能夠根據公司具體需要,提供量身定制的課程。英國工程支持服務集團巴布科克國際(Babcock International),在過去5年中投資200多萬英鎊用於高管教育。
巴布科克最近幾年通過一系列收購將多個機構納入麾下,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管理方式。因此,集團與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合作,建立了一個巴布科克學院(Babcock Academy),幫助將擴張後的集團融合在一起,創造統一文化並推動其向前發展。
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被格蘭父子從最初的10家候選商學院中挑選出來,但它知道,自己並不是因為價格最便宜而入選的。
“我們根據對課程進行了多少特別定制進行收費,”哈特教授表示。
“如果要做定制,你要麼節省預算而把它做得很糟糕,要麼真正去投入,而我們偏向於投入。我們向公司提供一份根據對它們的需求分析列出的清單。我們沒有理由與低成本商學院競爭——我們並不想做商學院中的瑞安航空(Ryanair),當然我們對邁克爾奧利裡(Michael O'Leary)懷著應有的尊敬。”
除了格蘭父子來自全球的10名高管之外,這25名MBA學員還包括來自Alliance Trust和Craneware的員工。Alliance Trust是一家總部位於鄧迪的投資信托公司,Craneware則是一家總部位於愛丁堡、為美國醫院和衛生機構提供軟件的公司。
這一課程共有4個全額資助名額,其中一個已經給了教育慈善機構Skillforce,另一個給了創業者弗雷澤多爾蒂(Fraser Doherty),他從家中的廚房創辦了SuperJam公司,現在為英國最大的超市供應產品。
戈登表示,讓其它公司參與這一課程,“有點像釀造美味的混合威士忌——它需要多樣化。如果所有人都在談論同一家公司,我們感到這可能有點自我放縱”。
格蘭父子CEO斯特拉戴維(Stella David)表示,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纔,公司必須提供幫助他們實現最大潛能的課程。
“我們與規模比自己大得多的對手競爭,我們必須給員工提供使我們具有吸引力的東西。由於這一課程不是由內部人主導的,所有人都將享受到知識和經驗的良好交流。”
哈特教授表示,對斯特拉斯克萊德商學院而言,這種合作方式的優點之一在於:它使自身的學術部門能夠接觸到公司和企業領導人。
“企業和政策界是我們的實驗室。因此,我們與公司接觸得越多,對我們的研究就越有利。”(安德魯·鮑爾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