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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麼想像其他人一樣健康地工作和生活,我多麼想好好地孝順操勞了一生的爸爸媽媽,用我學到的知識橕起這個家庭。真的可以嗎?——姚小彬
“長貧難顧,我最急需的,是一份工作,可以橕起這個家。”2005年,當時25歲的姚小彬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那年他考上中山大學人文地理學公費研究生,隨後而來的卻是急驟發病的尿毒癥。
六年過去了,小彬一邊與透析儀器相伴,一邊蝸居在出租屋裡,在家人、老師、同學的幫助下,勉力支橕過那段時光,斷斷續續地將學分修完。但去年父親因操勞過度去世,讓他再次崩潰。
現在,小彬試著重新振作起來,希望能有個進入社會的機會,能自立,能為母親盡一點孝心。
噩耗:讀研後查出尿毒癥
記者昨天來到姚小彬和母親在番禺鍾村鎮租的小屋,一張桌子、一張破沙發,兩張椅子、一張木板床,就是全部擺設,桌子和床上擺的基本都是藥。
姚小彬面部有些浮腫,雙眼滿是血絲。他的母親一臉憔悴和愁容,母子倆坐在木板床上,說不了幾句話,就眼紅一次。
2005年,姚小彬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中山大學人文地理學公費研究生。他是全家第一個研究生,姚小彬是班上的體育健將,足球、短跑等項目都曾在學校獲獎,雖然身高不高,但打籃球可以勝任後衛。
2005年底,姚小彬被查出罹患尿毒癥,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住院就醫,必須進行隔天一次、每周共三次的透析,每次透析都要數百元,還要買昂貴的藥物。
面對巨額開支,2006年,姚小彬不得不申請休學,回到老家——德慶縣城醫療,但由於縣城醫療條件不足,2008年,姚小彬的母親辭去工作,母子倆重回廣州,在番禺鍾村租了一間400元的小房,繼續透析治療。
堅持:一邊透析一邊修學分
在番禺住下後,姚小彬和母親每隔一天,就早上6時起床,轉三趟公交車,於7時30分趕到醫院,開始為時4個小時的透析。
每到這時,姚小彬會照例拿出筆記來,進行溫習,讀到研究生不容易,在家人、老師、同學的鼓勵支持下,姚小彬還是振作起來,希望完成學業。
“如果在家的話,一般都躺在床上看,可以省點精力,精神好的時候,就盡量多看一點。”小彬說:“能在網上下載的材料,我就在網上下載,買書太貴了。”小彬有一臺電腦可以上網,不過記者看到,電腦鍵盤上已經有四個按鍵不知所終。
2011年,已經是小彬考上研究生的第五個年頭,他終於修完了學分,他決定再堅持一下,完成畢業論文,給研究生生涯畫上圓滿的句號,他向學校遞交了論文答辯申請。
打擊:父親因操勞過度去世
就在姚小彬准備論文答辯時,又一個晴天霹靂傳來:他的父親因為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了。姚小彬沒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姚小彬的父親姚衛國在世時是名職員,為了給兒子治病,本來可以退休的他還是留在工作崗位上,小彬的母親在廣州陪他治療,父親自己在老家負責後勤工作。工作和家務事的繁忙、精神的壓力,終於讓他倒下了。
姚小彬匆匆趕回家處理完父親的後事,他感覺支橕自己最大的一股力量崩塌了,極度痛苦中,他錯過了論文答辯的最佳時機,滿懷著對關心自己的老師、同學們的歉意,小彬無奈地放棄了申請答辯。
小彬在一段時間裡完全迷失了,他的腦袋裡只有一片空白,去年,學校和他聯系,告訴他,雖然他沒有參加論文答辯,但是學分已修滿,雖然拿不到學位證,但可以拿到畢業證,但他也沒有去拿。
振作:希望有份工作能自立
沒有關注畢業證,小彬還有另外的原因:“我不想別人覺得我有研究生的光環,但高分低能,一直沒有機會進入社會,我已經沒有自信了,我只是希望找份普通的工作。”
在父親去世前,小彬家庭收入每月也不足4000元,現在這個家庭失去了支柱,家裡唯一的收入來源只有母親的1000多元退休金了。
相比於微薄的收入,小彬的治療費用更顯得高昂:每周3次透析治療,每次750元;藥費每月大概需要2000元,這其中小彬的醫保大概能報銷60%。
小彬也想過換腎,親人朋友都極力跟他配型,可惜都沒能匹配。而且醫生告訴他:如果換腎的話,腎源單個約10萬,手術費檢驗費等7萬~10萬,藥費是第一年15萬,以後每年10萬,總體費用需要近百萬。
為了給小彬治病,家裡負債累累,“親戚朋友看到我們這個情況,也沒有找我們要。”小彬的母親張水英說。
五年來,是靠老師、同學的捐款、社會熱心人士的幫助,小彬纔得以正常接受治療。
但小彬深深知道,長貧難顧,靠人資助始終不是長久之計,他一直試圖找份工作或者兼職,分擔家庭重負。“我和母親最迫切需要的,都是一份工作。”小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