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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檔案:於丹,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著名電視策劃人。
對話背景:文化過度商業化、功利化閱讀、多位文化大師的離世、詩歌被漸漸遺忘……近年來,文化領域出現的諸多現象令人們一再反思:今日,人們是否依舊需要文化的慰藉?如何重建公眾對文化的信任和需要?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於丹。
中國青年報:站在個人的角度,你怎麼理解詩歌對人們生活的意義?
於丹:從1995年到現在,我一直在給本科生講詩詞課。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詩歌。最近,我在一檔節目裡要講中國詩歌,恐怕只能講我的個人感悟:我將詩歌分為春、秋、落日、田園等八個意向群。
在梳理的過程中,我再次感受到,很多中國人過去很講究的感思,現在已經被漸漸忘卻了。比如,詩歌中常出現“春”和“秋”,我很喜歡的一句詩是“沐春風而思飛揚,臨秋雲而思浩蕩”。春花秋月從生命中走過,我們原本該有敏銳的感覺,但是現在,人們有點像是在塑料大棚裡過日子,對自然的變化感知非常遲鈍。在很多高檔寫字樓裡,冬天暖氣開得比夏天還熱,人們一年四季穿著一樣的衣服。在高科技的調節下,人們已經遠離了四季變化。所以也就不奇怪,為什麼當春風乍起或是秋雲密布時,我們的感受是麻木的。
在我看來,詩歌中很多意象群對中國人而言意義重大。還說“春秋”二字,為什麼人們說歲月走過幾度春秋?問老人的年紀是春秋幾何?為什麼孔子刪定一部編年體史書叫《春秋》?為什麼不叫冬夏?我覺得,對我們所處的地理環境而言,冬夏呈現的是一種穩定性特征,但春秋呈現的是變化性特征,極不穩定。比如,“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傷秋宋玉賦西風,落葉驚殘夢”。我覺得,中國人在春秋的變化中,內心深處敏銳易感的心情極易被喚醒,所以纔會有傷春悲秋:時光這麼好,你捨不得它走遠。
看過古人的文字,我們不禁要感慨:今天的人不但有品質的快樂很少,連有品質的懮傷都很少。我們很多時候表現出的憤怒和煩惱,並不是悲天憫人的情懷。無關失業、無關失戀、無關人際糾紛的傷懷,以及對於歲月流光的悲態,現在真的很少見。所以,我希望通過詩歌的普及傳播,傳達出人的情懷。這也是詩歌對人們生活的重要意義。
中國青年報:近年來,新興文化對詩歌的衝擊非常猛烈。在很多人看來,詩歌早已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作為詩歌文化的傳播者,你對現狀感到悲觀嗎?
於丹:我並不悲觀。不論社會的進步需要付出多少代價,當下的生活多麼喧囂,我們都不必悲觀和憤慨。人們覺得新興媒體的興起對詩歌是巨大衝擊,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今天在網上有很多論壇、圈子讓人們表達意識和觀念。很多人平時都有一個職業角色,在忙碌的時候他對詩歌的需求不會表現出來,但是骨子裡對詩歌的信任一定是有的,只要有一個合適的時候,就會迸發出來。將職業和興趣區分開來,我認為是一種理想的生活狀態。
大眾傳媒越發達,對於激活中國文化越有好處,二者是可以統一的。比如,現在有很多寫詩的軟件。過去,我們覺得平仄格律很麻煩,一般人根本寫不了詩歌,但有了這個軟件,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寫詩。總之,我對詩歌的未來仍然表示樂觀。
中國青年報:近幾年來,季羡林、任繼愈等數位國學大師、文化泰斗的辭世曾引起人們的擔懮。人們擔心的是:這會不會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對此,你怎麼看?你怎麼理解文化自信的重塑?
於丹:說起這個話題,我是有一點惆悵的。從李杜時代到清末民初,我們沒見誰自詡是書法家或者詩人,因為寫字、寫詩是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流傳千古的《腹痛帖》、《寒食帖》等等,用我們現在的思維理解,就是古人隨手寫的一個微博、短信。那時,寫詩寫字是文人的基本功。到了清末民初,也出現過一大批有情懷和遠見的知識分子,包括王國維先生、辜鴻銘先生等等。我記得林語堂曾經評價自己: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總體而言,他們身上擁有一種博大的文化情懷和視野。
但是再往後,我們遺憾地看到:我們曾經一次次否認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時至今日,這場價值觀和文化自信的重塑仍在進行中。對於中國文化而言,理性和溫暖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當下,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坐標:空間坐標是國際語境,時間坐標是當代語境。我們亟須在“當代與國際化”相交的時空坐標上,思考如何激活自己的文化。
我想,文化的發展會呈現出螺旋式的上昇趨勢。我們不需要一味的感傷和緬懷,而應建立一種新的姿態:讓中國文化在新的語境下有一種活著的方式,是當代知識分子身上的重要責任。這也是我從講《論語》開始,一直堅持至今的理念。希望在情緒如此躁動的時代,我們仍能夠信任文化。
中國青年報:你最看重知識分子身上的什麼氣質?
於丹:我覺得,知識分子很重要的品質之一是社會擔當。有了這份堅持,即使遭遇困境也不會倉皇不堪。我常常想,杜甫當年的境遇就好嗎?但他依然在晚年寫出了沈郁頓挫的詩詞:“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他只是一個拄著拐杖的白發老頭,卻有著年輕人不及的氣節和擔當。作為個人,我能做到的就是傳遞我真正看重的東西,傳遞正確的價值觀。
中國青年報:你怎麼看待“有用”和“無用”的閱讀?
於丹:人的價值觀和閱讀習慣都應當被充分尊重。簡單來說,有用的閱讀是為了長知識,無用的閱讀則是為了心智的成長。前者能幫助我們考級考證、找到好工作,後者能幫我們怡情養性、令思維成長、感受古今同悲。閱讀不應被看做是一種提取知識的方式,而是一種興趣,就像音樂、運動一樣。
中國青年報:哪位文人是你眼中的人格典范?
於丹:首先要提起的是魯迅。小時候我很不喜歡他,覺得他太激烈。30多歲之後,我越來越喜歡他,因為我覺得他筆下的國民性有一種不朽性。比如他筆下的阿Q,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到處能看見。他激烈的態度背後,有一種對時空的穿透力。
在詩歌方面,小時候我很喜歡李白,覺得他飄忽而天真。像他那樣不屈己不俱人,不是很好嗎?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更欣賞杜甫。當我真正讀懂了他內心的懮患後,我對他肅然起敬。他從不說自己偉大,他說自己不過是“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即便如此,他的眼中也可以看到“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天地古今之心從未遠離過他。
再後來,我覺得蘇東坡更勝一籌。因為和他相比,我認為李白的飄逸和瀟灑裡少了一點擔當,而杜甫的沈著和堅持中又多了一份執拗。所以後來,蘇東坡成為我最喜歡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典范。他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這是一種多麼了不起的心胸。
中國青年報:你怎樣看待文化過度商業化的現象?
於丹:商業和文化的融合必須要非常謹慎。文化可以產生價值,但文化價值不能被商業淹沒。我覺得,現在很多文化商業化都有些走偏。比如茶道,人們現在感覺喝茶好像成了一個高端的代名詞,到了茶館一定要問:“你那兒有陳年普洱嗎?”“有某幾棵樹上長的極品大紅袍嗎?”我覺得這有點矯情。中國老話說,“琴棋書畫詩酒花,柴米油鹽醬醋茶。”茶原本是和俗事擱在一起的,是基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要反思,在當下,文化本源的意義是否能被激活?文化不該是極少數人的高端消費品,得接地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