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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的媒體都嗅到了朱清時的變化。來到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朱清時委員變得愛笑了,他委婉地拒絕那些接二連三敲開他房門的記者,但並不是繼續他大半年來的沈默,而是屋裡的采訪一秒鍾都沒有停過。
他甚至開始“理解”那些反對他的人——兩會以來,他總是興致勃勃地向近乎每一位采訪他的記者講述最近《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題目叫做《寧要微詞不要危機》,每一次都笑得像個孩子:“我現在的心情,和這個一樣。”
他開始去聆聽大家對南科大的意見,也接受了自然會受到的批評、指責甚至是反對,“重要的是堅持下去,不要一遇到批評就把改革停下來。”
過去的兩年多裡,他曾無奈過:“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一流大學共有的元素,但是這個元素卻很孤獨。”今天的他已經看到了這種元素走向主流的跡象:美國《科學》雜志評出的2011年重大新聞事件中,3月的兩件大事一是日本大地震及其造成的核泄漏危機,另一件便是中國第一個繞開高考錄取的學校開學——朱清時執掌的南方科技大學在未經教育部批准的情況下,招收了45名只有高中二年級學歷的學生,開始了“自主招生、自授文憑”的試驗。“可見教育改革已經成為了主流,不僅是中國願意看到這種嘗試,世界也期望看到。”他說。
這種“共有的元素”在他看來是“教授治校”,他渴望“學校內部的是靠教授追求學術卓越的方式”來實現。對此,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也和他有過交流,“我和朱校長聊過,覺得說‘教授治學’更合適。”
記者追問朱清時對此的看法,他慢條斯理,聲音低沈:“杜部長是我的領導,我不方便評論。”一向硬朗的他忽然變得“柔軟”。
他坦承南科大現在最大的困難是“沒有權,錢又不多”,很多優秀的管理者不願到南科大來,而管理者正是“學校現在最需要的”。“我們要找的是願意做一番事業的理想主義者。”
為了這番事業,朱清時放棄了“退休後在書齋裡清清靜靜”的日子,大刀闊斧地舉起高教改革的旗幟。2009年,剛剛過完66歲生日的他,不願錢學森之問“再等個三十年”纔有答案。這位帶領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堅持十年“不圈地、不擴招、不建新園區”的老校長放下“說一不二”的架子,為了45個孩子,悄悄地做了改變:“在中國的環境下,要能夠忍耐、能夠談判,會有適當的妥協,所以辦學是不可能采取強硬的態度的。”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臉上帶著為難卻真誠的微笑。
讓他感到自豪的是,這些“甘做小白鼠”的孩子沒有讓他失望:“我們已經結束了一年的學習了,這一年來孩子們經歷了很多,比如他們拒絕高考,還有個別同學退學,還經歷了一些媒體的炒作,這些事情都使孩子們經歷了風浪,但是過了一個學期以後就慢慢平靜下來了。現在學生們的學習狀態都很好,他們的成績我很滿意,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可以跟全中國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大學裡的學生比。”
被問起南科大剛剛接受的教育部的第二次審批和未來的招生計劃,朱清時說:“現在還在等教育部的回復。”而在這之前,他帶著學校走過了許多預見不到的困難。“比如南科大的學生春節期間買不到火車票,因為他們沒有教育部認證的學生證,車站不賣給他們,更別提享受學生的優惠。經過一番周折,最後深圳市政府出面幫忙,學生纔買到了回家的票。”他略皺起眉頭對記者說:“你說這樣的事過去誰能夠想到呢?”
這段等待的日子裡,每一位南科大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的改革“試驗田”。登門造訪南科大,門衛會攔下一切外人的“入侵”;采訪南科大的任教老師也顯得格外艱難:“不好意思,現在是敏感時期,不能接受關於南科大的任何采訪,等過段時間再說,抱歉。”一位老師告訴記者。
在很多人心目中,朱清時是中科大的象征。可采訪中,去追問那些在中科大與他共過事的人,很多都不知緣由地選擇了緘默。一位在中科大讀了10年書的博士生告訴記者:“最應該引起警惕的,就是在不理想的、甚至令人失望的現實中冒出所謂的光明前途的理想主義指引者。”她直言並不十分看好老校長的高教改革:“真正有建設性的人,勢必是要懂得在理想與現實間妥協的。”
說這話的時候,她已經很久沒有親眼見到朱清時了。她或許不知,如今的他,比起兩年前消瘦了許多,愛笑了許多,也多少有些從善如流了。
他開始苦口婆心地解釋,為什麼南科大一直以來堅持“自主招生、自授學位”。他不否認在中國現在的國情下高考的必要性,但他怕“一刀切”的形式使得那些有天賦、有特長的孩子無法找到一個發揮他們纔能的渠道。“那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損失,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損失。”
“但是他還可以選擇像南科大這樣的學校,即便不參加高考,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只不過他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就是沒有國家統一發的學歷和文憑。那麼他要被社會認可,只有他的學校非常好,社會認可他的水平、認可南科大的教學水平,這樣他纔能找到工作。”
為中國的教育事業熬白了頭的朱清時曾說過:“我們都是坐在火車裡的人,突然發現火車走錯方向了,但是這個時候誰也不敢跳車。”
“這一次如果火車走錯了方向,你會跳下車來麼?”
他答得謹慎卻堅決:“改革,就是希望南科大不要再走錯方向。作為改革實驗學校,南科大的存在是為國家探索出一條正確的路來,讓更多的大學沿著正確的路繼續探索。現在討論這個問題,還為時尚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