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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裡,她把故事的發生地放在一座天主教堂裡,13位妓女翻牆進來避難,莊嚴肅穆的英格曼神父不得不讓她們住下來。日本兵來索要唱詩班女學生,秦淮河的妓女們梳上辮子,洗盡鉛華,扮成女學生樣子,白衣黑裙,跟著日本兵離開了教堂。
《金陵十三釵》電影海報
海外華人作家嚴歌苓根據一段史料創作了小說《金陵十三釵》。金陵女子大學教務長魏特琳一段日記披露:南京陷落的時候,日本人要求金陵大學必須交出100個女人,否則就要在學校駐軍。當時有20多個妓女站出來,使女學生們逃脫了厄運……
把這部小說搬上銀幕的張藝謀在電影中保留了這個故事核心。嚴歌苓說:“這也是小說與電影唯一的相同之處。”
妓女換女學生的故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嚴歌苓在國內為“3S委員會”(紀念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諾的委員會)工作,在研究三個美國記者在中國戰爭年代幫助延安紅軍的資料過程中,她注意到“3S”之一的埃德加-斯諾在他的書中曾提到《魏特琳日記》。
去美國之後,她每年都參加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在舊金山、芝加哥很多人捐錢印《魏特琳日記》這本書,於是,那段關於妓女站出來換下女學生被日軍帶走的文字就這樣呈現在她面前……
在美國參加紀念南京大屠殺的集會上,嚴歌苓接觸到對她創作《金陵十三釵》很重要的一個人:華裔女作家張純如。1968年生於美國新澤西州的張純如,曾擔任過《芝加哥論壇報》記者,1997年她曾親自到南京調查南京大屠殺史料。嚴歌苓兩次在集會上遇到她,第一次時她說正准備寫《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一書,第二次遇到時她說基本完稿了。張純如的那本書問世七年後,她在加州自己的車內逝世。
嚴歌苓說:“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這本紀實的書,對我的作品的啟發是,對於那場浩劫,日本人從他們的武士精神到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演進,對這個民族,我有了深刻、宏觀上的認識,對我寫《金陵十三釵》應該說有很大的幫助。”
在大多數時間裡,嚴歌苓讓人感覺是一個柔性、典雅的人。在北京藍色港灣的一家咖啡館裡,坐在時代周報記者面前的她,身上找不到“海外華人”或作家的標簽。不過她說“我不寫作,將會是一個很麻煩的人”。
目前她已經離開美國,和她的外交官丈夫勞倫斯生活在德國柏林。談到柏林的生活,她說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德意志這個民族徹底反思的精神很難得,這樣它纔不會再做二戰時那樣愚蠢的事情。
她在《金陵十三釵》裡,也有她對自己民族那段苦難的反思與追問。她力圖以虛構的方式,去呈現寫實的意義:在小說裡,她把故事的發生地放在一座天主教堂裡,13位妓女翻牆進來避難,莊嚴肅穆的英格曼神父不得不讓她們住下來。日本兵來索要唱詩班女學生,秦淮河的妓女們梳上辮子,洗盡鉛華,扮成女學生樣子,白衣黑裙,跟著日本兵離開了教堂。
張藝謀也要給自己打氣
記者:你最早是把《金陵十三釵》寫成一個中篇,今年張藝謀把它搬上了銀幕,你在做電影編劇的同時,又把原來的中篇擴充成長篇。在你看來,你創作的中、長篇小說和電影劇本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嚴歌苓:首先我是不會把原來作品添枝加葉寫成長篇的。在給張藝謀編劇時,我又收集了很多新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我爸爸的姨夫蔣公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是國民黨的一個衛生部醫官,在他把大部分的傷兵撤離南京後,他沒有走,留在了南京,他記下了一本日記。後來他的後人把那本日記出版了,叫《陷京三月記》。
我把那本書裡的一些細節用在了我的小說裡。我們後人對南京大屠殺的這個事件怎麼追尋,怎麼緬懷,特別是如何看待這樣十幾個妓女,在新作裡,我把後人對這件事的態度也放進去了。
至於電影劇本,根據張藝謀的要求吧。導演對一個電影的設想和你對文學的設想是有區別的,他的藝術訴求也是和你不一樣的。一個對影像視覺藝術很重視的人,不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很清晰的訴求,只有在拍攝過程當中,用鏡頭訴說故事的同時,他會逐漸地去實現,對他自己來說也是逐漸地清晰。
我覺得任何一個藝術家在一個作品裡,你都不應該很清楚想達到什麼,一旦創作之前你就已經知道要達到什麼,這個人一定不是藝術家。記者:你覺得小說的哪個部分打動了張藝謀?他說這是“我20年遇到最好本子”,他為什麼這麼看?你怎麼看?
嚴歌苓:我的中篇小說《金陵十三釵》是在2005年創作出來的,2006年就把電影版權賣了出去。2007年的時候,我的一位朋友給張藝謀請去做文學策劃,是他把這部小說推薦給了張藝謀。張藝謀看完小說後很喜歡,然後就把電影版權從別人手裡又買了回來。
我不知道其他劇本是什麼樣的,這個很難講,不能比較,因為看劇本和看最後的成品是不一樣的。每個人最愛的就是他正在做的這個藝術品。他要不愛這個作品,沒有為它創作的欲望衝動,他不可能把它做好。張藝謀也要給自己不斷打氣嘛。
侵略軍沒有名字
記者: 《金陵十三釵》裡你寫了13個妓女,著墨最多的是趙玉墨、豆蔻和紅菱3個女孩,其他10位面目模糊,在電影裡也是這樣的嗎?在劇本裡你對另外10個妓女的戲分是怎麼安排的?
嚴歌苓:在劇本中,我們又添加了兩位,這樣比較活躍的有了5位。為了涉及到另外一些妓女的性格,我們也為她們添加了一些臺詞。不過,不是每一個都有具體刻畫,有的人有幾句臺詞但沒有名字。
記者:你的小說多數關心人性和命運這兩大主題,在《金陵十三釵》中你和陸川做得恰好相反,你沒有正面寫一個日本人。
嚴歌苓:我要突出的就是這些女人的行為,還有教堂裡面發生的事件,日本兵把女人逼到最後地步,然後她們采取這個行為。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日本人沒有必要寫,他們只是侵略軍,受害者不可能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在此浩劫中犧牲的人來說,他們也不可能在死之前對日本兵說:“請問你叫什麼?”
記者:這部電影好萊塢發行方面的專家給的建議是名字叫《拯救》,但之前已改名叫《南京英雄》,你覺得和你原著《金陵十三釵》的名字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
嚴歌苓:在英文裡,《金陵十三釵》是叫不通的。在中國還是叫《金陵十三釵》好。
在中國做電影藝術比較難
記者:你的小說很關注人性和人物命運這兩大主題,在改編過程中,你和張藝謀有沒有衝突?
嚴歌苓:有磨合也有爭論吧,也有不謀而合的地方。有些地方本來我們商量沒這麼寫,我寫出來後,他看了說意想不到,效果還不錯。有的時候我寫出的,他會說,好像我們當時商量不是這樣的哦。
記者:你在創作小說的時候是不是潛意識裡往“可能會拍成影視劇的路子”去走?
嚴歌苓:我想沒有。只是我比較喜歡講故事,也比較注重寫人物,有故事有人物。寫人物就要注重他的個性,用人物來架構一個故事,不是我一定要這樣做,寫作的時候就寫成這樣了。這也是我的個性和審美觀決定的吧。
記者:有人說中國拍不出《辛德勒名單》,你覺得呢?以前的幾部南京大屠殺電影你如何評價?
嚴歌苓:《辛德勒名單》全世界只有一部。它是猶太民族對自己民族被迫害的這個歷史不停地、念念不忘地追問:到底是為什麼?迫害他們的人必須要承認。以文學作品,紀實文學作品來寫南京大屠殺那場浩劫,也是要讓日本民族必須承認我們有這段歷史。怎麼說呢,(拍不出那種水准的電影)有時候也跟整個電影工業的成熟程度有關系吧。
記者:你是好萊塢編劇協會的,你認為中國電影的問題出在編劇上嗎?以後還會跟張藝謀繼續合作嗎?
嚴歌苓:哈,出在哪裡的問題都有,在中國做電影是比較難的,這個需要我們共同努力的。我和張藝謀導演會繼續合作下去的,我們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