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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劉震雲正在人大文學院講授,右上圖為講課現場。
2011年5月,劉震雲正式受聘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此前,閻連科已先於他跨進這所大學的校門,坐到教授的“交椅”上;同年9月,二月河出任鄭州大學(招生辦)文學院院長;年末,王蒙也接受聘書,成為武漢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和講座教授;而早在數年前,王安憶、馬原、莫言、梁曉聲、王剛等也紛紛步入高校……這些著名作家在萬眾矚目之下進入大學,將給僵化的體制內文學教學帶來怎樣的衝擊和影響?學校、學生又將如何接納他們?追蹤他們的校園遭際,探索其中的文化意義,或許正是時候。
最好的讀書年齡,他們在應付考試
執教中國傳媒大學(微博招生辦)的王剛,第一節課就挨了當頭一棒。
那天,他在課堂上談起契訶夫的小說、《日瓦戈醫生》等文學經典,並穿插著聊起自己在意大利詩情畫意般的經歷,最終卻“失望”地發現,臺下竟然沈寂一片,“他們大眼瞪小眼地看著我,處於一種半死不活的狀態”。
此後,他作為教師代表到外地招生,在問及面試者都讀過哪些書籍時,他們竟不約而同地舉出了《安娜·卡列尼娜》、《變形記》、《老人與海》和歐·亨利的小說。但稍加考察,他便發現,這些學生幾乎沒有讀過原著,而只是通過策略培訓班的“參考答案”,對這些作品做過簡單了解。
這是一群剛跨過題山又跌入課海,業餘時間獻給了學生會或網游,接受知識習慣於清晰的條文和明確的結論,甚至連個人閱讀也得依靠他人“培訓”的學生。這正是進入校園的作家們所面臨的客觀環境。
劉震雲的尷尬也由此而生。那天,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舉辦一場名為《夢回宋朝:林衝遇見了“拼爹”的人》的講座,主講人便是剛剛入職文學院的著名作家劉震雲。認真聽完這堂課的學生,無不折服於劉震雲的幽默和智慧,“他的演講乍聽起來漫無邊際,還不時地插科打諢,聽後卻發現,其中環環相扣,沒有一句廢話。”人大文學院研究生朱杉贊譽道。
不過,更多的人並不習慣這種“天馬行空式的,既不實用、也沒有任何結論和答案”的講座。就在劉震雲還沈浸在“不厭其煩”地討論《論語》,毫無“夢回宋朝”的跡象時,一個學生已經按捺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站起來問道:“您剛剛這些話,與今天的主題有何關系?”緊接著,有人提前退場了。“這位同學你去哪裡?”面對上身前傾、幾乎要一腳跨出講臺的劉震雲,離去者冷冷地撂下一句話:“我對你講的東西不感興趣。”
對文學經典的陌生,對非灌輸式教育風格的不習慣,使得當下在校大學生接納作家式教授相當有困難,這是作家們始料所不及的。
同為人大文學院教授的閻連科對這些學生深表同情:“在最可以讀書、最需要讀書的時候,他們在應付考試。如果花很多時間讀《紅樓夢》,也就沒有時間把分數提上去了。”所以,這些學生盡管考上了大學,進了文學院,對他們來說,文學依然是“奢侈品”。而在中學應試教育的影響下,這些學生的思維習慣也趨於簡單、直接和懶惰。
“老師想發光已經很不容易”
“今天的老師要想發出微弱的光,都很不容易。”王剛漸漸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他所面對的不是一幫文學青年,相反,其中很多人對文學既無興趣也無准備,他們更傾向於接受能立竿見影或有“笑果”的東西。
學生們對老師所推崇的經典提不起興趣,對自己的作品和“偶像”卻珍愛有加。幾經琢磨,王剛從這裡找到了使自己“發光”的渠道。從此,他在課堂上會冷不丁地把學生請上講臺,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也會選擇他們所追捧的《失戀33天》或東野圭吾的作品,由此來講述自己的劇作經驗和文學理念。在大家競相“燃燒”以後,他纔試探著帶領他們體悟托爾斯泰的魅力“渥倫斯基在慢慢厭煩安娜,而安娜,也已經憑著一種女性的聰明和敏感,知道這個男人曾經對自己那麼有熱情,而現在這種熱情沒有了,甚至於,她喝咖啡時發出的那點聲音,身邊的那個男人都厭惡不已……”
北京語言大學(招生辦)教授梁曉聲更願意采取“勸”的辦法。他對學生直言,人的大腦區分為不同腦區,有的產生理性思維,有的產生感性思維,有的用於記憶。在應試教育的體系下,我們重點開發了理性思維和記憶的腦區,相當一部分人的感性腦區,還處於睡眠狀態,“這一部分腦區在人腦中是相當寶貴的,像礦藏一樣,像禮花一樣,中文教育就是要把它開啟,一旦調動了這種想象的能力,你們會感到非常愉快。”緊接著,他便啟發學生在課堂上嘗試著展開自己的想象:雪地上有一行足跡就這樣一個標題,讓所有人發揮創造性的聯想:這行足跡是誰的?他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他是怎樣的人,經歷了什麼,他腳下的道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
劉震雲應對的辦法卻是“罵”。講座期間,面對學生“與主題何乾”的質疑,他毫不客氣地大發議論:“剛纔同學提到的問題給我很大感觸。我最好的老師,他告訴我,中國教育這些年是完全失敗的。如果你們想稍微有點出息,一定要把過去的思維模式轉過來,這樣纔能更接近劉震雲,更接近孔子。”講座結束後,他再次提醒學生:“我一講孔子,馬上有同學說,你不是說講林衝嗎?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聞一知一。雞鴨為什麼不能同籠,雞犬為什麼不能相寧?中國教育制度的最大問題,就是它本身需要教育。”劉震雲解釋說,它把所有的學生都培養成聞一知一的機器,從幼兒園開始,不管你考的是重點小學、中學,還是大學,它的答案就只有一個。
“我們都上了聞一知一的當”
“我們這個專業最需要的就是激情,當我們把作品僅僅當成學生作業,去換取分數或學分時,我們對創作永遠提不起興趣。”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碩士研究生張牧表示,正是王剛,讓他們“觸摸”到劇本創作的實際,進而感覺創作“不再是那麼遠的事兒”。
為了完成王剛老師布置的作業,凌晨兩點多了,張牧還在觀看《失戀33天》,從中挑問題、找毛病,“其實,這個作業要想糊弄也很容易,找找網友說了些什麼問題就成,但我沒有那麼做。”
而劉震雲的講座,則改變了學生對文學的認識。
長期以來,文學院沒有作家,文學漸漸變成了教授口袋裡的教案,變成了教材上條分縷析的知識點。“在大學校園裡,已經多少年沒有沈從文的影子,沒有張愛玲的影子,甚至蕭紅的寫作,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但現在的情況可大不一樣了。”閻連科提醒到,因為作家的到來,“文學”在校園裡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許我們從文學史上學到的作家今天看來並沒有那麼偉大,沒有進入文學史的作家,他的寫作卻可能更有意義,作家常常會講被文學史忽略的東西。這裡面沒有誰對誰錯,只是給他們提供一個不同於教材的、更為新鮮的視角。”
朱杉對此深有感觸。根據教科書上的解釋,文學通常被認為是生活的復制,比如它反映了生活,揭示了生活。“這樣的闡釋其實很難服眾,如果它是生活的復制,我們為何要看文學,直接到街上看生活不就完了?”她坦言,“文學可以把生命凝固在時空裡,這便是它存在的理由”。
而劉震雲對聞一知一的尖銳批評,更讓她和同學們有幡然醒悟之感:“我讀了將近二十年書,基本上都是聞一知一。老師教什麼我就學什麼,自己很少主動去考慮‘一’以外的東西,而且只知道‘一’,不能靈活運用。”朱杉意識到,習慣於聞一知一,做不到聞一知十、觸類旁通,這是教育制度強加給自己的一把鎖,“不擺脫它,就意味著自己一輩子都將與想象力和創造力無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