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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小瓏:“愛陽光幸福”的使者
——專訪北京市西城外國語學校校長尉小瓏
學校高三學生成人儀式上講話
在高三畢業典禮上為學生頒發畢業證書
在首都名校校長隊伍中,北京市西城外國語學校(簡稱西外)的尉小瓏無疑是一位非常獨特的校長。他的善良和智慧、幽默與詼諧,常常給人們帶來快樂和愉悅的體驗,讓人如浴春風。尉小瓏興趣廣泛,愛讀書,通音樂,好攝影,會舞蹈,學過中醫,紮過針灸。他還有許多“絕活”,無論是精彩紛呈的魔術、惟妙惟肖的模仿秀,還是超凡脫俗的京劇反串、傳神到位的啞劇,或是亦真亦幻的口技表演,都能手到擒來,每次亮相定能博來滿堂喝彩。
2001年9月,擔任校長兩年之後,尉小瓏提出了“和諧·發展”的核心理念,並把“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作為指導思想,逐步演化為學校文化的核心。隨後,尉小瓏著力構建以“愛、陽光、幸福”為內容的主導文化,以“五大陽光法則”即“微笑、感激、享受、選擇、美麗”為中心的人文文化,形成了外語教育、教育科研、多媒體信息技術、科技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五大辦學特色。
集中國傳統文化氣質和西方文化修養於一身,尉小瓏倡導大世界心態和積極主動的“場效應”,營造獨特的育人氛圍,引導全體師生把構建文化的過程變為追求知識、真理和幸福的過程。高瞻遠矚的文化視野,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文化功力,使他能夠不失時機地把握住機遇和挑戰,把“二八開”理論貫穿於學校工作的各個方面,歸納梳理出近200個由全校師生、家長共同創造和豐富的教育理念,匯集成西外的“思想庫”,成為學校師生精神家園的寶貴財富,創造了在基礎教育界享有盛譽的“西城外國語學校現象”。
德者本也道法自然
《大學》開篇的前四句就講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又稱“德者本也”。其意思是說,學的宗旨在於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於使人棄舊圖新,在於使人達到最完善的境界,仁德是做人的根本。顯然,這是校長之為校長之本。
在尉小瓏看來,做人之根本在於德,做事之根本在於道。無論是做校長,做班主任,還是做一名老師,或者是家庭成員中的某一個角色,是“形”的具體體現。那麼,“意”或者“道”是什麼呢?就是要好好活著,活得快樂一點,活得幸福指數高一點。上昇到第二層面,就是由於我的存在,讓別人的生活更快樂一點,更幸福一點。
在某種意義上講,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對尉小瓏產生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從二年級開始,就什麼教材都不學習了,連字都認不全,但卻給了他充足的時間去讀書,也養成了他善於思考的習慣。
“我的出身說不上書香門第,但父母都是讀書人。在學校沒別的事乾了,我就偷偷去看書,看的第一本書是《克雷諾夫寓言》。因為,當時學校的一位管理員說,這本書是列寧肯定過的。然後,開始看屠格涅夫、巴爾紮克、左拉、德萊賽、司湯達等寫的書。第二個時期,讀魯迅、趙樹理的書,看抗日戰爭的故事書。第三個時期,看阿加德克裡斯蒂、福爾摩斯的書。再後來,就變成紀實文學,看這個傳記,那個傳記。”
“我讀書受益匪淺,但支離破碎。你說記住了什麼,什麼都沒記住。吸取了什麼呢,什麼都吸收了。《獵人筆記》的內容是什麼?《紅與黑》講的是什麼?我現在連故事都講不全了,但給我留下了很多沈淀下來東西。”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裡路。”顯然,尉小瓏的青少年時代就做到了“讀萬卷書”。工作以後,場合的變化,尉小瓏有了豐富的實踐,他稱自己接觸到的很多高人為“福幫”,給了他很多啟發和幫助,可以說實現了“行萬裡路”。
另一個方面,也形成了與人為善和樂觀陽光的個性。由於家庭出身的問題,他不敢亂說亂動,同伴之間聊天基本上沒話說。“但這也有好的一面,讓我經常思考一些問題,內心世界逐漸豐富起來。我的家庭教育我,要善良,要做好人,不做壞事,並影響到我對生活的追求。父親喜歡京劇反串,會變魔術,那會兒被抄家時僅僅剩下兩件東西,後來發展到兩個小箱子,我經常和兩三個同學一道上工廠,下農村,到學校演出。父親對我的影響除了熬夜的習慣有點麻煩外,其他方面都是很好的。”
十二歲時,尉小瓏學中醫,學針灸,甚至還救過人的命。高二的時候,還學過獸醫。後來,創作表演口技小品《八月的鄉村》,模仿十幾種動物的聲音,也模仿過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的講話,還到公園門口向別人學過剪影。在學習樂器上沒條件,就五毛錢買個笛子,到河裡去弄個蘆葦杆,自己制作笛膜。他還喜歡游泳、滑冰、畫畫、打乒乓球。在做主抓德育工作的副校長時,到各個班級參加聯歡會,就給孩子們跳舞,你給他放十種不同的音樂,他就可以跳出十種不同的舞姿來。
“這些事情你能做嗎?起初,你會覺得很難,看著別人做,感覺自己學不來,但你自己真正做了,就會發現,其實很容易,也都能做到。”
少年時代就失去父愛,無疑是人生的重大缺憾,但父親的“無”在尉小瓏的心田裡卻也植下了“有”的種子。尉小瓏後來的“愛、陽光、幸福”即是這一福田裡孕育出來的善果。
其實,小學之後到20歲之前,尉小瓏沈默寡言,實在不怎麼陽光,但父母的愛一直佑護著他的心靈,使他一直行走在向善的路上。直到後來做了老師,他用了13個大本,記錄了很多東西,哪些教學語言特別精道,哪些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哪些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哪些讓學生有所收獲等等。同樣的一些話,他要尋找信息差,引發學生的需求和交流欲望。就這樣,他把自己的課堂搞得生動活潑,成為了孩子們的樂園。
從此,尉小瓏的性格變了,變得陽光起來,語言幽默風趣,總是出乎意料。在他身上,愛、陽光、快樂的“意”和教師角色的“形”終於得到大一統,他的生活和事業也逐步迎來了陽光燦爛的日子。
尉小瓏的平易近人,表裡如一,早已得到西城外國語學校乾部教師的公認。下到四歲的小孩,上至八十歲的老太太,他都能與他們交流,這顯然不是裝出來的。他的平民情結很深,有時候會送給學校的工人一盒茶,也會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帶上吃的東西去看望學校的臨時工。
這源於尉小瓏對人的尊重。在很小的時候,哥哥就告訴他,“人是平等的”,這句話對他影響很深。工作後到美國學習,他所接觸到的理念,又加深了他的民主平等觀念。無論是接待領導,還是和老師們在一起,尉小瓏都一樣會尊重他們。
“我內心是怎麼想的,就怎麼去做。我可以不說,但我說出去的都是實話。但西方文化有一種說法叫作white lie(白色謊言),即善意的謊言。比如說一個人得了癌癥,你說他沒希望了,一句話毀人啊,你得給他希望。倡導陽光文化,就不能搞陰暗,你種鮮花又種雜草那就沒勁了。我在學校搞陽光文化,在家裡也同樣搞陽光文化。”
尉小瓏的家庭很和諧,他的愛人這輩子也笑的很多。他的老岳母也身受感染,電視在那演著,老人家看到自己女婿的即興表演就不看電視了。有時候,夫妻之間有了小衝突,他就會在第二天給夫人發個信息,表示歉意。更多的時候,會搞一點小浪漫,比如提前在花店預訂好五十朵玫瑰花,盡管自己在外地講學,但夫人在生日時,卻能夠意外地收到鮮花。
他常跟朋友講:“有三件事堅決不能做。第一,違法的事不做;第二,超出自己能力的事不做;第三,天上掉餡餅的事不做。”這也是他決策做事的原則。
“我行我素”的性格,使尉小瓏不太注意外界對自己的評價,對外界的評價無論好壞,他都心存感激,並能從批評中獲取智慧。他做事常有拖拉,為這曾經向一位大師請教:“我這麼大人了,怎麼還改不了呢?”大師回答說:“小瓏,你要改了,就不是你了。”聽到此,尉小瓏釋然。
有時候,尉小瓏會接受邀請,給區裡的乾部講創新思維,到派出所給警員講減壓課,給上千人的特種部隊作報告,一講就是幾個小時,聽眾一點也不覺得乏味。有時候,他還會給別的單位設計大禮堂的文化布置,為幼兒園的項目提供策劃方案,在這些過程中,尉小瓏都會有豐厚的收獲。
老子《道德經》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對生活的感悟、對思想的剖析,對前人經驗的揚棄,對問題的思考,使尉小瓏漸漸感悟到教育的“自然”本質,給師生帶來快樂,成為“愛、陽光、幸福”的使者。
在國家大劇院指揮學校管樂團
和著名相聲演員馮鞏在一起
讓我們蕩起雙槳
1999年7月,擔任過幾年德育副校長經歷的尉小瓏,從老校長手中接過校長的接力棒,肩上承擔起一份沈甸甸的責任。他首先確立了“穩定中求發展,繼承中求創新”十二字工作方針,傳承老校長提出的“做優秀的中國人”這一大氣的理念,也十分認同“學生滿意,家長放心,社會認同”的辦學目標。
“當時,考慮到我們過去的一個情結,就是我們所有的積累和展示,從語言上、文化上、思想上講,都是在借鑒人類智慧的基礎上取得的。在學校的發展過程中,穩定是工作的基礎,發展是事業的需要,繼承是理性的選擇,創新是活力的源泉。有人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們卻把這‘三把火’落實在創新上,落實在實處。”
在全校大會上,尉小瓏講:“追風必抽風,追風准發瘋。這不是強調不要創新,而是在冷靜分析判斷的基礎上,選擇哪些風應該跟,哪些是我們應該在風中尋找的風,要借東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去創造一種風頭。”
“發展是客觀的需要,是時代的需要,更是學校的需要,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需要。學校的發展,就好比是‘激流蕩舟,不進則退’,就像人們坐在船上蕩槳時的心情,搏擊中有一種愉悅的感覺,還有團結合作的意識,大家要一起劃船,努力向前,靠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
“讓我們蕩起雙槳”是尉小瓏的一次專題講話。他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有超凡的勇氣,堅韌的毅力,進行不懈的努力;行船揮槳,要有科學的態度,正確的方法,過人的技巧,纔能事半功倍;長河賽舟,更需齊心合力,精誠合作,減少內耗,離不開團隊意識,離不開多方合作;碧波蕩槳,身心愉悅,又是一件富含意義、頗有樂趣的事。”
尉小瓏對“雙槳”含義的解讀,既有浪漫、積極的內涵,又符合西外輕靈、活潑、青春、向上、陽光的品質,傳遞出一種信息和期望。
“繼承中求創新”指一方面要繼承人類先進的文化、教育觀點,吸納幾千年來對教育的論述。另一方面,要有所作為,有所創新。大部分是繼承,還有一少部分是創新的成分。後來,明確描述為“二八開”理論。
十九世紀末,意大利經濟學家巴萊多發現一個定律,即在任何一種東西中,最重要的只佔其中一小部分,約20%,其餘80%的盡管是多數,卻是次要的。巴萊多的這一發現後來在經濟學界被譽為二八開定律。
廣納博采、善於學習的尉小瓏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定律,並把它結合自己的教學和管理的實踐,創新出了教育上一個頗具特色的“尉氏二八開”理論,並貫穿於學校日常的工作之中。
他經常說:“做一名領導,同樣需要‘二八開’理論指導,二開是上級賦予的權,八開是人格魅力、思想水平、哲學積淀、對問題的思考和思辨能力。在教育教學改革中,我們也遵循“二八開”理論,把八成放在內容的整合上,放在繼承老前輩的優秀教育教學和管理成果上,二成用於創新方面。”
在西城外國語學校,有三個場合尉小瓏是一定要登臺講話的。第一個場合,是學校的開學典禮,他在三分鍾的時間給學生們一種陽光的感覺,讓新來的學生感受到西城外國語學校的陽光文化,而不只是教育他們。
第二個場合,是學校的安全教育,因為生命重於一切,他想讓孩子們樹立“珍愛生命,保護自我”的觀念。
第三個場合,是學校的讀書節,尉小瓏每年都有專題發言,他也會講很多故事,還會講到自己的讀書經歷,鼓勵學生們立志讀很多的書,豐厚自我,創造美好人生。
在工作風格上,他一方面很寬松很寬容,另一方面又極度“苛刻”。“我老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寬容的人。但有一次,看電視的時候有一個測試,我選了一個,等答案出來後,我自己都樂了,說‘你是一個對人非常苛刻的人’。仔細一反思,我想到了好多事,還真是挺苛刻的。比如在學校展室布置期間,十天我就回了兩趟家,取個衣服,差不多半個月,有三天睡了一個小時,兩天沒睡,還有幾天是睡了四、五個小時,就這麼過來的。每一張照片、每一行文字、構圖布局、人物和事件的選擇等等合適不合適,幾乎一個一個地過。有時候,設計公司制作完後,我全推翻,因為有瑕疵。這可能就是我的兩面性吧。”
其實,尉小瓏的幽默詼諧和善於思考的習慣,不僅讓他不斷重新審視教育的本質內涵,對於學校發展戰略的制定顯得高屋建瓴,而且在處理起學校的問題時,常常把矛盾消除於無形之中,並引發深層次的思考。
一天,兩個年輕的男教師到校辦公室找他。原來,他們要參加一個市級競賽活動,而這個活動只給了一個名額,兩個年輕人都想把這個獲得榮譽的機會讓給對方,怎麼辦呢?他們決定:“讓校長說了算。”
尉小瓏笑瞇瞇地端詳了他們一會,然後慢條斯理地指著他們說:“難啊!一個是‘愛人’,一個是‘情人’,我難辦吶!你們倆就看著辦吧。”
兩位年輕人笑著離去。晚上,這兩位老師來電:“尉校長,我們決定了,讓‘情人’參加這次活動吧。”
有一次,尉小瓏聽一個老師的課。在課上,老師為每位學生發了一個愛桃,讓每位學生在上面寫一句話,談談“我為什麼要活著”,思考生命的意義。學生們寫了很多東西,一分鍾就寫完了,貼了滿滿的一黑板。隨後,老師一一解讀起來。
這個問題一時難住了他:“尉小瓏到底為什麼活著呢?”苦思冥想了大半天,忽然,他想到了儒家文化所倡導的“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至”,只要你不斷地施人以愛,賜人以福,你就會獲得無盡的愛,體驗到無盡的福。以前的那種朦朦朧朧的感覺立刻明朗起來:尉小瓏活著就是為了別人更好地活著,就是為了“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讓別人更加幸福!”
從尉小瓏的人生經歷也可以看出,“陽光心態,好好活著”,一直是他生活的主流人生觀。在自我的生命追求中,他希望每一個人都活得好,這就引申出“和諧”的理念。為了創造和諧,需要進步,需要發展。由此,“和諧與發展”自然就成為西城外國語學校的核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