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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大學者中,周汝昌先生的書法獨具風格,有人以為先生書法近似“瘦金體”,其實不然:“瘦金體”是宋徽宗書體之稱,路出薛稷;而周先生書法則源自王羲之,其平生所臨習也多是右軍帖,至於《蘭亭序》則能背臨。先生書法以帖為宗,提出不能有字無筆,行筆中兼備碑刻的厚重,特有風骨。
1950年1月先生在燕京大學做的畢業論文為英文翻譯的陸機《文賦》,論文裡面漢字的書寫即用毛筆行楷,挺秀端莊,面貌已具,彼時先生32歲。周先生通透書法理論,傾注了大量心血,自謂平生在書學上所下的功夫要比紅學多得多,曾有《書法藝術答問》、《永字八法》、《蘭亭綜考》、《說遒媚》、《書法筆法考佚》等專著及論文行世。大家都知道他是紅學專家,但假如沒有豐贍的文史知識、藝術理論和筆墨實踐,他的紅學研究不會那麼出類拔萃。博聞強識,素養全面,使周先生的學術研究惟精惟一、舉重若輕,這同時也是先生書法在當代之所以不可替代的一大原因。
我喜歡周汝昌先生的書法,於1996年開始與先生有所接觸,並有幸躬聆先生包括書法在內的多方教益,所獲匪淺。 1997年周汝昌先生在給我的信中說:“足下筆資甚高,氣味不凡,望堅守漢簡章草一路,下逮六朝寫經,至唐前期為止,勿涉中期以後,切忌顏柳俗筆闌入,宋人書可勿觀,明清兩代皆惡札,至於而今當下,名家‘書法’亦須嚴設‘防線’,拒絕其任何影響,以不寓目為上策,如此必日日精進,前途無限。唯諧俗甚難,媚世殊易,慎之慎之。”
周先生論書法注重內美,講究綜合修養。1998年先生在《序〈崔自默篆刻集〉》中說:“拙見以為,印人印家,必先知書之外,亦須知畫、知雕、知塑,亦須知文、知道,一言以蔽,必須知我中華文化之精髓命脈,而後可興言印事。否則不能為印;即使鐫而拓之,亦不得稱印。何則?以有印形而無印精、印靈也。當世書畫名家,猶不免此憾,況常人俗子,又何以賞論其是非高下哉?幾如群盲,聚而捫扣,以太陽為燈為燭,洋洋乎以為得之矣,豈不悲乎”;“印者漢字之奇跡也,人類之至靈也;但近世有人以漢字為落後陳腐,必欲棄之以從洋文,以致今人書寫漢字,已如蟹之爬沙,閱之可以傷心慘目。而令此等人士來賞印藝、來論印道,豈不北轍南轅,懸霄隔地,豈復可望片言一語之能交乎”。此間言辭灼灼,一片赤誠。
周先生文藝理論與筆墨實踐並重,眼界既高,出語即嚴。1999年10月13日先生給我的信中,指出《紅樓夢》開篇詩第一句中“與”字訛刊為“去”字,是因書法的誤讀,由是提出“書法校勘”的思路。在該信的後面先生附錄一頁,寫道:“當世書法之壞,其故有二:一是根本不會使用毛筆,無筆法可言;二是一味‘鼓努為勢’(孫過庭語),以‘驚’外行,淺俗怪陋之態百出。只因時世浮躁,一切急功近利,可悲在此耳。”另外,同年11月7日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來函的信封背面,寫了這麼一句話:“昔讀宗白華大師之文,以為於書法不甚曉,今見其所書‘風骨’二字,果然太不行了。又及。”寫這封信時,值京華學者書法展剛畢,大概是先生看到了作品集裡的一些墨跡而有感發,雖說隨意,但也足見出先生治學的嚴謹與情性的梗直。
可惜的是,周汝昌先生晚年眼神不濟。看書要用放大鏡,眼與鏡與書三點一線緊密接觸,甚為吃力。在寫字時,先生僅能靠感覺,有時兩行字重疊在一起,落名字時“周”字裡面的“口”字往往跑到外面。若是動毛筆作書法,則更是難為先生。有一次我在場,幫助先生展紙,先生憑感覺落墨;令我驚詫的是,先生用筆仍然那麼瀟灑自如,使轉有力有節,偶或個別字局部有所模糊,卻更增添出一分拙朴的意趣。“半盲書”、“目不見紙,亂畫勿笑也”、“盲人夜書,可笑益甚,奈何奈何”,先生經常這麼自嘲,我理解,他是多麼希望雙目明朗,盡情揮寫。
先生對我有多方面的謬賞與抬愛,每次去都會聽到一些具體問題。先生除了喜歡我的篆刻,還在一封函件中有詩贈我,褒獎我的章草書法,句雲:“崔廬舊名族,風范到而今;章草悲空谷,書成想足音。”這是對我的督促,令我感奮不已。先生詩纔卓犖,即便用毛筆作詩,也是提筆立就,嘆為觀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