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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10年課改,終向高考舉白旗?
7月10日前後,市教育局發布《關於深圳市初中綜合課程設置的調整意見》,宣布為期10年的課改告一段落。此舉立即在市民和教育界引起巨大反響。
“我女兒學了兩年《科學》課,明年就要參加中考了,課程忽然變了,要是影響了我女兒的中考成績,誰來負責?”福田區一位暑期後即上初三的學生家長不無擔懮地說,“課改大事,要停起碼也該舉行聽證會,一聲不吭,說變就變,簡直形同兒戲!”一位中學校長也向晶報記者抱怨,消息來得突然,學校措手不及,科學課老師一變四,調整起來非常頭疼。
“以人為本”課改走過10年
當年為什麼要課改?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國家級精品課“中國現代文學”主編溫儒敏,在去年12月深圳舉辦的課改研討會上表示,是因為現有的人纔培養方式存在兩個重癥,一是不講差異,不重視發展學生的個性,不重視因材施教,限制了學生的創造力。二是教育“競技化”,從幼兒園到研究生都是這種競爭模式,對人的身心健康有害。從時代需求看,歐美最近幾十年都在搞課改,非常重視創新型人纔培養。改革不適應時代的教育制度與課程體系,是一種世界潮流。還有,就是現在孩子們學業負擔太重,身心健康受到影響,從培養健全人格,從“以人為本”角度考慮,也迫切需要啟動課改。
在這個背景下,本世紀初開始,教育部組織專家,對北美、歐洲、東亞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上世紀90年代以來開展的高中課程改革作了比較研究。比如美國培養中學生的指導思想是:培養學生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知識的能力,讓他們掌握先進而實用的技術,引導他們把今天的學習和明天的工作密切地聯系起來,為今後獨立的生活做准備。
2001年,教育部在全國選擇了38個實驗區進行課改實驗,深圳南山區成為試點之一,該年入學的南山各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新生實施了課程改革。2003年秋,深圳在全市初中推行了新課改。
與深圳全市在初中推進新課改不同的是,深圳教育的一面旗幟深圳中學,則走得更遠,不僅初中與全市同步,而且在高中也進行了大膽課改。
深圳中學在新課改中敢於單騎獨進,走在全市乃至全國最前,是因為他們有一個資歷顯赫,全國聞名的明星校長王錚。2002年,王錚是北大附中副校長兼深圳南山分校校長。同年王錚轉任深圳中學校長。2003年暑期,王錚組織深圳中學教師去新加坡萊弗士學院參觀。回來後,王錚主持會議,將學校原來“團結、勤奮、嚴謹”的校訓改成“培養個性鮮明、充滿自信、敢於負責,具有思想力、領導力、創造力的傑出公民。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能熱忱服務社會,並在其中表現出對自然的尊重和對他人的關愛”。這在當時被視為王錚改造深中的宣言。
2003年9月,深圳中學開始實行導師加輔導員制,類似大學校園管理模式,而對學生實行“走課制”在全校八大學科全面開設選修課和必修課,學生可以跨班跨年級自主選修。於是,教室還是原來的教室,學生卻在不斷流動。每到下課後,同年級甚至同班的學生,卻在尋找下節課不同的教室。
另一大舉措就是“學生自治”,深圳中學將學生事務基本都交由學生自我管理。王錚將校學生會定位為學生自治機構,同學們都可以參與到學校的建設和討論中來,在鼎盛時期,全校有1/3的學生是學生會成員,先由學生普選出單元主席,然後單元主席每月輪值做學生會主席。日常事務中,學校領導和老師從原來的直接管理者,退居為指導者和顧問的角色。
2004年,深圳中學被教育部列為“全國高中課改實驗樣本校”,承擔起相關的實驗項目。
親歷了當年深中課改,現在某大學讀研的一位李姓同學坦言,正是當年王校長的學生自治,讓他和很多同學明白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那是一場真正的公民意識啟蒙”。當時的業界及社會,也普遍將王錚的改革視為公民教育實驗。而王錚也多次對外表示,培養一個自信的公民纔是教育的真正意義。“人們一般認為,一所好學校,尤其好高中,要昇學率高,特別是要昇入北大、清華等國家重點院校這是教育的本真意義嗎?這是功利教育思想,不能真正解決學生的問題,也不能解決絕大多數人的問題。”
課改教材:投入產出不成比例的“大拼盤”
聲音
“課改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
“這是一場上下都沒准備好的改革,注定了難以為繼。”深圳一位資深教育專家告訴晶報記者,“在上,教育部當年出了改革思路,與之相關的高考政策卻一直未予調整;而各課改地區根本就無相關師資配備,都是倉促上陣,效果可想而知。”
布吉中學科學教研組骨乾教師鄭瑩向晶報記者坦承,她大學專業是物理,在學校也教物理,突然間讓她教科學,化學和生物她補起課來還輕松,難就難在地理,中學時一點都沒學過,啃起來太費勁。學校最後還是決定由某一個教師教整個科學課。“我們采取的辦法是,每到一節課前,對涉及的相關內容,由科學課老師與單科老師集體備課,把所涉問題都由單科老師講清楚。”
實驗中學科學老師陳俊彥告訴晶報記者,他學的是生物,任教也是生物。學校課改時要求單科老師直接教科學,對他來說,就是必須把物理、化學和地理的課補起來。“補課辦法是在其他單科老師上課時去聽課,第一學期要聽60到90節,聽後還要對重點進行點評,然後再熟悉課本,把裡邊涉及的生、理、化、地各科相通之處找出來,再去教學生。”
陳老師說,他直到第二年纔開始慢慢體會到課改的目的和效果。“學校的科技活動,以前是老師讓做什麼學生纔做,生怕自己去做了會出錯。課改後的科學課讓學生對科學產生了興趣,覺得好玩,不少學生開始獨立思考和探索,大膽去做實驗,去尋找真相。”陳老師很遺憾學生這種進步在高中無法銜接上,因為高考在前,分科應試,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布吉中學歷社老師嚴運龍,在龍崗區課改前曾數次代表區裡去南山區考察調研課改事宜,是龍崗區最早接觸課改的教師。他認為,與科學課相比,歷社老師在從單科向綜合過渡上難度相對較小。“歷社是歷史加上部分地理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內容,這部分文科出來的人中學都學過,再撿起來相對容易。”
“課改初衷是為了減輕師生的課業負擔,現在不但沒減輕,反而有加重趨勢。”教育部課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員、語文課程標准專家組核心成員崔巒,在深圳課改十年研討會上表示,“老師教得很辛苦,學生學得很累,但是效果不是很好,課改的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國家級精品課“中國現代文學”主編溫儒敏也坦承,課改某些“亮點”沒得到體現。比如“綜合性學習”,動機設想非常好,問題是師資跟不上,綜合課往往就是“拼盤”。
課改教材就是一“大拼盤”?
布吉中學歷社老師嚴運龍說,“所謂歷社課本,就是一個雜亂無章的‘大拼盤’,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內容應有盡有,但各部分間缺乏邏輯關系,別說學生讀起來一頭霧水,就是老師要弄明白也很費勁。”
嚴運龍說,後來再看中考題,完全是新瓶裝舊酒,沒體現課改特色,改了等於沒改,他開始為課改前景擔懮。
福田區一位家長龔先生,提起歷社教材,直斥其“腦殘”,誤人子弟。“中考後,我很偶然問女兒中國朝代的排列順序,她竟半天回答不上。”他生氣之餘,把歷社教材要來看了看,頓時目瞪口呆,“初一冊開篇就是《我的家在哪裡》,說的是社區功能等;歷史部分,世界史與中國史穿插行進,中國各朝代歷史亦穿插講述,讓人如墜霧中,難明就裡,我纔明白都是這教材坑爹啊!”
記者先後就歷社教材訪問過近10位家長,說法與龔先生相類。
作為科學課老師,布吉中學的鄭瑩認為,科學課本優點是重視啟發學生探索的方法,但缺點是跳躍大、零碎、不系統,學生掌握知識的難度很大。
與歷社課教材的一片罵聲不同,科學課本卻得到了私塾界人士的熱捧。“朱清時院士主編的《科學》教材因課改中止而被放棄,我非常難過。”梧桐書院院主蔡孟曹告訴晶報記者,他仔細讀過初中三年的六本《科學》,從朱清時院士的前言中就看到了科學教育的希望,他例舉伽利略證明了單擺振動具有等時性而後發明了擺鍾,從而引領學生產生科學興趣。“這六本書的綜合編排很合理,讓學生對自然科學有總體的了解和認識,又不覺得科學難學,不困難是興趣的開始,有興趣後就不怕困難。”他說,尤其是每本書最後環節的“研究性學習課題”更是重點,讓學生自己調查、研究、實踐以培養學生尋求真理的心靈。
“文理倒掛”是直接導火線?
今年高考,深圳連續第二年出現“文理倒掛”,報考文科的學生佔56%。
“文理倒掛客觀上反映了深圳理科考生在全國的弱勢,其原因與課改有相當大的關系。”布吉中學科學老師鄭瑩認為,《科學》課增加了教學趣味及綜合性,卻降低了難度,弱化了學生的學科概念,且教材本身存在缺陷,師資配備得倉促,只學到一些常識化的東西,一到高中馬上被難度、強度明顯拔高的分科教育所取代,學生難以適應,對理科高考失去信心,最終導致了文理倒掛。
與國外教育機構交流頗多的梧桐書院院主蔡孟曹則向記者透露,“文理倒掛”其實與深圳課改是一鍋“夾生飯”關系頗大。“深圳初中的《科學》課程本就汲取了美國‘通識教育’的內涵,但美國的‘通識教育’從小學到高中,形成了一套有機而完整的過渡銜接體系,中學畢業後是根據學業水平測試成績(SAT)申請大學,沒有硬性文理科之分,所以不會有問題。”他說,深圳課改只在初中進行,是鍋“夾生飯”,注定了今天的局面。
“文理倒掛”成為天秤上最後那根頭發,終於使深圳失去了繼續課改的勇氣。
“在目前中國教育界,高考仍是一道不可撼動的‘鐵閘’,深圳課改與高考博弈10年,終於舉起白旗,並不意外。”一位中學校長向晶報記者感嘆。“課改在推出之初,其實就已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課改的積極作用不容忽視
深圳課改終止,但相關話題卻遠未結束。
“教材可以回頭,但課堂卻無法回頭。”布吉中學嚴運龍老師告訴晶報記者,經過10年課改,課堂教學方式和學生學習方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教師已將課堂變成一個充分展示學生纔能的舞臺,讓學生在參與教學活動中掌握自主學習的方法,自主性、合作性、探究精神方面都有了大幅提高,過去“填鴨式”教學已一去不返。
“我並不認同初中綜合課調整就是課改失敗或叫停,相反,這種調整是為了讓課改更好地持續下去。”嚴運龍認為,雖然初中綜合課程將重新回到分科教學,但分科教學將采用的歷史、地理、生物、化學、物理教材與十年前相比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以他見到的新版歷史教材為例,其中設置的“動腦筋”、“活動與探究”、“自由閱讀卡”等欄目或環節,重在啟發調動學生自主思維的能力,與過去任何版的教材相比都有天壤之別。
“也許這次課改有很多不足,但其帶來的很多積極因素不容忽視。”嚴老師表示,對初中綜合課程的調整,反映出管理層不但有正視問題的態度,而且有及時糾正問題的行動。“所謂改革,就是要允許嘗試,允許失誤,也要允許及時修正甚至扭轉。”
深中:兩任掌門人的課改改革
故事
其實,深圳課改以來,各種質疑聲就從未間斷。
深圳中學,深圳教育的名片和象征,深圳課改的風向標。是公認的這次課改最徹底、最全面的學校。全國先後有300多批,1500多名專家、學者、教師前來考察學習。
但考察學習者無一例外地表示:深中經驗雖好卻無法復制,因為走得太遠,會影響高考成績,風險太大。
記者了解到,截至2007年秋,全國已有15個省、市、自治區試行新課程,但效果並不理想。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在一次課改研討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這與課改沒有擺脫高考指揮棒的影響不無關系。
作為深圳課改的風向標,深圳中學的課改在一場人事變動後也悄然發生了變化。
2010年年初,在深圳中學課改中大刀闊斧、特立獨行的王錚離任,返北大附中出任校長。來自南京師范大學附中的王佔寶出任深圳中學新一任掌門。
王佔寶也是全國教育界的翹楚,作為南京師范大學附中前校長,被稱為“中國長三角最具影響力校長”、還擁有江蘇省“優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纔”、南京市“名校長”等美譽。
前任倡導素質教育,王佔寶亦然,只不過路徑不同。
王佔寶的素質教育理念概括為“學術性素質教育”,目標是辦學術性高中,其所有改革都圍繞此展開。比如增設“學術活動周”,不定期邀請一些大學教授來講座,學生普遍歡迎。
在組織機構上,王佔寶恢復了固定班級制度。推出了八大課程體系,每套體系有一套固定的課程,主修課的選課制度取消,相應的走課制度亦消亡,只有藝術、體育、活動等課程仍是自主選修,保留走課制。
在對學生的管理上,王佔寶對原來的學生會進行了重組,人員大幅削減,新的學生會定位於“與學生溝通的橋梁”。在留宿、遲到、曠課等日常管理細節上,王佔寶要求按照校規嚴格執行。
顯然,王錚對學生采取類似於大學的松散式管理,給了其更多自由。而王佔寶則是還原了中學生本來應有的管理模式。王佔寶的新舉措得到了部分老師和家長的贊成,當然也會有不少學生持保留意見。一些學生甚至在校吧裡指斥其所謂“學術性素質教育”,其實是應試教育的代名詞。
對於學生的看法,王佔寶認為一方面是學校要考慮學生的能力發展和終身發展,另一方面是社會和家長向學校要效能、要昇學率,這種兼顧是不容易的,需要避免功利與衝動,遵循教育規律,走出自己的辦學之路。學術性高中的提出和實踐,是希望在“應試教育”本質未能真正改變,“素質教育”又被嚴重扭曲的現實環境中,讓教育回到原點。
兩任王姓校長對深中的改革孰優孰劣,只有歷史有資格評判。但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在王佔寶出任深中新掌門一年後,深圳中學畢業生昇入重點大學的比率從67%上昇到了79%。
而在深中兩任掌門人的交割故事裡,深圳課改也同時走到盡頭。
兩任王姓校長對深中的改革孰優孰劣,只有歷史有資格評判。但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在王佔寶出任深中新掌門一年後,深圳中學畢業生昇入重點大學的比率從67%上昇到了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