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精英大學的博士後的最高理想是考公務員。”原哈佛大學教授、新儒家代表學者杜維明在8月31日舉行的2012廣州論壇上的一番話引發熱議。有學者指出，這體現了當代中國人普遍的“工具理性”思維，也有學者認為精英當公務員未必不是好事。

　　杜維明在談到新型城市化時指出，城市化或現代化有多重維度的內涵，其中一個重要內涵是人的發展。杜維明直言：“我感到，文史哲在整個中國文化包括香港、臺灣、新加坡是破產了，破產到了一個可笑的情況。現在中國精英大學的博士後的最高理想是考公務員，考不上就覺得非常丟面子。”

　　在昨天論壇的集體采訪環節，有記者引用杜維明的這番話向其他學者詢問引發討論。澳門城市大學校長顏澤賢教授認為，中國的人文精神不是喪失而是“遮蔽”。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治國理念、國民心態上“工具理性”佔主導地位，這種情況也體現在大學中。學校教導學生好好學習，畢業以後找一個好工作，這是注重功能主義、實用主義，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階段，但這個階段也不能太長，中國現在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會逐漸地找回人文精神。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金元浦教授指出，大學精英考公務員主要是體制性問題，很多人認為“做官”有許多潛在的好處，這是由於制度上的不完善，帶來大家的某種期許。但總體上說，精英分子進入政府沒什麼不好，大家也希望更好的人來治理國家。

　　顏澤賢也認為，人文學者等到行政管理部門任職是好事。“國家在剛剛起步的時候，官員往往是學工科理科的比較多，之後是學經濟的，接著是法律，最後是人文。按照這樣的規律，人文學者到行政部門，有利於影響各級政府的決策，以越來越注重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