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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
8月18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就“奧數”現象進行了報道。8月28日,北京市教委提出從即日起到10月31日,暫停全市所有奧數培訓,並再次強調一律禁止奧數成績與昇學掛鉤,這已經是北京市政府部門近兩年第三次向“奧數熱”發出警告。回想起這些年來,每到昇學季節,關於奧數和擇校的熱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禁止奧數培訓”、“禁止擇校收費”的口號年年提、年年喊,但奧數熱和擇校之風卻愈演愈烈,這足以說明要麼是我們缺乏“令行禁止”的真心,要麼是我們的制度設計有問題。
在中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爬坡期”,這種“一律禁止”現象並不少見。房價上漲就一律禁止外地人購房;事故頻發就一律關停民營煤礦;臥鋪客車追尾就一律取締長途臥鋪客車等等,不勝枚舉。相比之下,只是“禁止奧數”和“禁止擇校”事關中國下一代,事關千家萬戶,更牽動我們每一個人的神經而已。
其實,這種“一律禁止”的做法折射了一直以來我們改革過程中“揀軟柿子捏”的習慣性漸進式改革思維,即在改革過程中,能改什麼就先改什麼,不能改或遇到改革阻力就繞道走。殊不知,現如今的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容易突顯改革的淺層次、碎片化和非均衡性的弊端。對於構建經濟自由、社會民主、法制健全的未來和諧之中國社會,縫縫補補的“一律禁止”做法最多只能是應急之策,而真心聽取民眾需求、理順體系和重建制度纔是根本。中國改革需要進行頂層設計或頂頂層設計的提法,其實就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
經濟學上講,制度規范和引導人的行為,一個好的制度有四個評判標准:一是能引導“好”的行為,而不是“壞”的行為;二是能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三是能使人民讓渡的公權力受到制衡而不是成為尋租設租的工具;四是可執行。那麼,我們就用這四個標准來衡量一下當下的奧數培訓熱和小昇初制度吧。
理論上講,奧數培訓涉及的學校、政府、培訓機構和家長四方都可以假定為“理性經濟人”,即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方都有在既定預算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力。學校既能通過奧數培訓選拔優秀生源,還能通過或明或暗的“坑班”獲取不菲的經濟利益;培訓機構本來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依靠奧數培訓能掙個盆滿缽滿;擇校選拔則是政府有關部門權力尋租的基礎,沒有擇校就沒有“條子生”,沒有“條子生”,去哪裡設租呢?家長則為了給子女尋找一個滿意的優質校、重點校而不得不承受經濟和精力的重壓。最後可憐的只能是無辜的小孩,因為“我的青春不由我作主”。
從經濟學視角看,上述四方都是在既定規則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符合市場法則和市場經濟中“理性行為”的定義。但是,需要搞清楚的是,教育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把教育當作市場經濟來發展,把“逐利行為”引入公共服務領域,最終的結果只會走向現代主流文明惡的一端,即推崇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的一端,競爭擇校、優勝劣汰是素質教育的悲哀。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的奧數培訓和擇校制度沒有引導“好”的行為,而是引導了“惡”的行為。
目前,小昇初沒有了統一考試。那麼,中學用什麼標准來選拔生源呢?重點中學生源基本來自於四個渠道:30%左右的推優生,30%左右通過奧數培訓機構或從坑班選拔,30%左右的共建生或條子生,10%左右的電腦派位生。而普通中學生源則基本上100%來自於派位生。這樣的制度安排導致好學校既能挑選到優秀生源,還能收取不菲的贊助費,最終的結局只能是好學校越好,差學校越差,擇校之風就會陷入惡性循環。奧數選拔會掣肘素質教育發展,“毀掉中國三代人的前途”,而共建生、條子生、推優生則會滋生腐敗,使社會“拼爹”之風愈演愈烈,毀掉教育的同時還毀掉中國的未來。因此,目前小昇初制度既無公平可言,也不符合限制尋租的制度本意。
當務之急是重建小昇初制度。構建“均衡發展”的公立學校和“以質論價”的貴族學校雙體系是上上之策。對於公立學校,公開透明的隨機抽簽,100%派位,不能允許中學挑學生而只能等待電腦派學生,公平和均衡纔有希望。畢竟小學素質教育最重要,而素質是不能通過考試來定量衡量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允許少部分學校轉為私立,按市場化經營,發展成“貴族學校”,“以質論價”,為大家提供多樣化選擇。次優之策是象高考一樣,恢復小昇初統一考試,即使有違素質教育初衷,但好歹也有個考試大綱,既有利於減輕小學生天天上輔導班的負擔,也多少能保證競爭機會的公平。
如果不下力氣改革小昇初制度,僅喊喊“禁止奧數”、“禁止擇校”的口號,就猶如舉起雞毛撣子打小孩,不疼不癢,表面形式罷了。即使沒有了奧數,還會生出奧外、奧物或奧化來,因為奧數只是小昇初制度亂象的替罪羊而已。
其實,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很多事情都是這個道理。您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