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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累的家長
小學家長:我們都是奧特曼
當今的小學,是孩子的考場,更是家長的考場
有時,朱祥更願意自己活在武俠世界裡,那樣自己練就一身絕世武功,就可以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實在厭倦了,找個桃花島之類的地方,隱居休養。
但這樣的想象只能留在每天晚上的夢裡,現實中,他是一個9歲男孩、三年級小學生的父親。在朱祥看來,小學校園就像一口開水鍋,他是條沒有武功的小魚,總有種被被煎熬烘烤的感覺。
因此,他閑暇時混跡於各種學生家長的論壇和QQ群,事無巨細地討論關於孩子的問題,也彼此獲得慰藉。
據2012年8月教育部在官方網站公布的《201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統計數據,2011年,全國共有小學24.12萬所,在校生9926.37萬人。在他們背後,是數以億計的家長,這些早已離開校園混跡職場的年輕人,在跟隨子女重返小學校園後,纔發現,如今的小學校早已和他們當年大相徑庭。
“可愛的數學,我要對你產生興趣了”
胡錚霖,身為8歲孩子的母親,同時又是上海某民辦中學老師,孩子的爸爸張磊,從事IT諮詢工作,他說,孩子學業上的麻煩事兒,有時比IT諮詢難多了,他們當年在中學纔感到的壓力,如今在小學就感受到了,社會轉型的躁動,正一代代向下轉移。
上世紀80年前後出生的一代青年,像胡錚霖這樣的,逐漸成了家長,面對小學校園,碰撞和妥協摻雜了更多這一代人特有的脾氣和性格。
最讓他們感到無奈的,是各種作業的所謂“標准答案”,甚至是和答案無關的一些規矩。比如:解答應用題,一定要先寫“答”,不寫就扣分。
有時,孩子答的內容與標准答案實際上是一回事,但只要不完全一致,還是會被判錯。如這道題:“三國裡,成功實現草船借箭的是哪一位?”《收獲》雜志副編審葉開的女兒回答:“孔明”,老師判錯,葉開去看標准答案:“諸葛亮”。
網名“資深帥哥三毛”的家長說:“女兒三年級新換了數學老師,題目:動物園裡有125只猴子145只老虎,問猴子加老虎一共有多少只?女兒答:一共有270只。被判錯並罰抄題目答案十遍,因為正確答案是:猴子加老虎一共有270只,孩子沒寫‘猴子加老虎’。”
牢騷歸牢騷,家長們還是坐在孩子身邊,板起臉孔,按照老師的要求輔導作業。不僅如此,還要為孩子們可能產生的厭學情緒做“心理按摩”。
家長們的網絡論壇裡,“如何讓孩子愛上學習”是熱門話題之一。一部家長自發編寫的秘笈的解決辦法是:對於孩子不喜歡的科目,采用興趣暗示法,比如在孩子寫數學作業之前,家長陪著大聲說“數學,從今天開始,我要喜歡你啦!”或者“可愛的數學,我要對你產生興趣了!”另外,盡量讓孩子們把做作業想成愉快的事情,比如:“我今天將再學會10個單詞!”“今天又學會了方程式的解法!”
“打不完的作業妖怪”
胡錚霖兒子上二年級,每天晚上要做兩個小時作業,除了基礎的語數外,還有體育、美術、電腦、思想品德、音樂、自然。
胡錚霖和丈夫會輪流陪讀,有時坐在一旁,有時一邊做家務,每隔十來分鍾到孩子身邊看一眼。“兒子作業很有效率,除了字有點‘蟹爬’(難看)。”
胡錚霖的兒子做作業算是快的,他的很多同學,常常到深夜纔能完成。
2000年1月3日,教育部就發出《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原則上是一年級不布置課後作業,二、三年級少量作業,培養孩子的綜合素質。然而12年後,在大多數學校,狀況並未得到根本性好轉。
天津的家長符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訴說了自己的“被作業捆綁”的經歷。她的孩子正讀小學四年級,每天的中午,就開始收到各科老師發來的短信,“都是布置作業的要求”。
符敏隨手拿出幾段短信來讀,比如:“抽查P22聽寫聲母和音節,請家長根據孩子的不足復習。認真讀書,並認真預習P23頁”;“繼續完成單元訓練,請家長幫助檢查更正”;“黃岡小狀元第8頁,請家長陪同讀題,孩子也要跟著讀題”;“黃岡小狀元P11頁的第一題,用三句話說圖意。請家長簽‘已說’”……
這些作業,不但量大,而且都是需要家長一起完成的,家長不得不在上了一天班後,繼續和孩子們奮戰在題海裡,“怎是一個累字了得”。
類似的故事,在成都媒體人鄭飛家裡更為麻煩,他的工作需要經常出差,妻子一個人應付女兒的四年級作業常力不從心,年邁的爺爺奶奶更幫不上忙,有幾次,他不得不將女兒“寄存”在同事家,請同事幫忙做臨時爸爸。
在素質教育旗號下,作業也標新立異,以至於南京人朱祥說,作為一個中國孩子的父親,需要成為奧特曼,來應付“打不完的各種作業妖怪”。他兒子的學校采取一種新型的教育模式,老師隨時與家長在線聯系,監督學生的作業情況,如果作業做得快,老師會隨時補充新的題目,作為作業效率高的孩子的“犒勞”;數學作業則是老師每周一次性布置給家長,由家長每天視情況分給孩子,並簽字……
“學校是想通知這種方式搞因材施教,不讓能力強的孩子餓著,也不讓差一些的孩子抻著,”朱祥說,“但這造成了另一種現象:作業做得越快的孩子,就做得更多。家長還是監督執行者,我們是應該讓孩子多做,還是做完了就不分給他了?還真是很難選擇。”
胡錚霖做的最奇怪的作業,是讓孩子們比較不同超市的日用品價格。她帶著兒子去逛超市,記下不同日用品的價格,回來做表格。孩子太小,這種統計和分類顯然無法完成,只好做IT諮詢的爸爸出馬,幫著做好。
“這樣的作業從本質上來說沒有問題。但對於低年級學生,是不是應該老師先設計好表格,讓小朋友去填?大一點再做更高的要求,要循序漸進。”胡錚霖說。
類似的事情,並不少見,在天津,有一次某小學的老師布置了一道假期作業,老師要求:交三張在同一背景下祖孫三代的照片。
本來,老師的想法是,通過祖孫三代在同一地點不同年代的照片,讓孩子了解時代的變遷、城市的變化,這也算是素質教育的一個細節,但落到現實裡,就成了小學生們的難題,更讓家長們一籌莫展。
一位家長苦惱地在論壇裡寫道:要找三張符合要求的照片,並非易事,不是每個家庭都會刻意存留這樣的照片,但完不成作業,就要被批評,那幾天孩子都抑郁了。無奈之下,這位家長PS了三張照片交了差,不過自己從此落下陰影,“最怕孩子也學會這樣作假的壞習慣。”
在胡錚霖看來,這些做法是讓孩子樹立起“每天多做一點,就是成功的開始”的信念,從某方面看,這是一種成功學理念,當然,也可以樂觀地看待為,這是家長們為孩子不得不應付學業而采取的減壓手段。
“打不死的大BOSS”
更多的作業出現在各種培訓班、提高班和所謂的興趣班上,孩子們從一個課堂走進另一個課堂,書包裡不斷裝進新的作業。
胡錚霖是上海本地人,但住房和戶口屬分離,戶口對口學校不好,離家也遠,兩口子最後還是選了一所離家近、口碑比較好的民辦學校。
胡錚霖自認為自己的教育理念不算保守,也一直很排斥讓孩子周轉於各種補習班和興趣班,然而最後還是做了妥協。為了讓這種課外班更有趣些,她要求兒子學鋼琴,孩子本不喜歡,在媽媽的“逼迫”下,倒也很快上了手。每每看到孩子在客人面前表演時,胡錚霖偶而也會產生疑惑:大人的要求或許也並不完全是錯的,如果全按孩子的喜好,大概什麼也不需要學,那兒子怎麼會有這門本事?
雖然是民辦學校,兒子的同班同學也都在家長的要求下參加了各種興趣班、提高班,“實在hold不住”。胡錚霖是老師,他們學校就有奧數班,“我們教工子女可以免費去聽”,可她一直在糾結要不要去,不僅糾結是不是需要給孩子增加這麼多課外負擔,更重要的是,同事告訴她,現在上奧數,可不是二年級的小學生上二年級的奧數課,而是二年級的小學生,要上三年級的班,這樣纔能學到四年級的奧數題,纔可能在考試中獲得好成績。
“你能理解嗎?”胡錚霖說,“這不是學習,而是比誰超前得更多,太恐怖了!”不過更可怕的現實是,家長們看到別人忙忙碌碌,更對自己的處境產生恐慌,為了應付這種恐慌,不得不選擇隨波逐流。
今年8月28日,北京市教委明確提出,至今年10月31日,北京市所有涉及奧數的培訓將暫停,不管是公辦學校、民辦學校還是社會上的培訓機構,一旦發現確有與昇學掛鉤的,將實施問責,嚴肅處理。
作為一項減負措施,本來應該拍手稱贊,但許多家長卻無所適從。“奧數是個打不死的大BOSS,好的中學總需要一個敲門磚,”胡錚霖說,“取消了這個,還會換張臉重生。”
南京爸爸朱祥則感到已處於抉擇關頭。他的孩子已昇入三年級,作為奧數選拔盛行的城市之一,究竟是選擇跟隨潮流,還是讓孩子自顧自地成長,對兩種未來,他都沒有把握。
在南京的很多奧數培訓班,學員被分為五個星級,最高級的5星級學生,纔能在小昇初中拔得先機。8月24日,第四屆“小數報杯”數學文化傳播活動與創新思維能力競賽在江蘇省教育學院舉行,吸引了南京三分之二小學的2000多名孩子參加。
成都爸爸鄭飛,在剛剛過去的暑假裡,一直陪著女兒趕場,參加不同時段不同地點的興趣班,開學後依舊不輕松,周末兩天,周六上午英語班和游泳班,下午是舞蹈班和美術班,周日上午二胡班,下午是鋼琴班。
一天跑下來,鄭飛累得夠嗆,“比出去跑一天新聞還累”。女兒上課,他也要在一邊聽著,正兒八經做課堂筆記,防止孩子溜號沒聽見,或有沒聽懂可以幫忙輔導,有的老師臨時調課,兩門課撞時間了,女兒分身乏術,他還要幫著聽課。
他說,像他這樣的家長,在成都並不少見,“工作學習兩不誤,做夢都在背單詞,比上大學還用功。”
即便感到辛苦,朱祥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家長論壇上都說,三年級是一道關鍵的坎兒,這是可以報奧數班的最低年齡,是各門課程的難度上臺階的一年,是課程總量增加的一年,是孩子們的學習成績顯出層次的一年,更是要為“小(學)昇初(中)”開始准備的一年。
“周圍的家長都帶著孩子做‘拼命三郎’,你甘心做個閑散的‘阮小二’嗎?”朱祥不願選擇,卻又感到無法不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