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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能坐享寒、暑兩個假期,這是很多人羡慕大學教師這份職業的重要原因。
但大學老師尤其是那些被稱為『青椒』的年輕教師的假期生活是怎樣的?記者聽到很多老師們的『吐槽』:寒假從不是悠哉悠哉的假期,而是壓力重重的『攻關期』。
不僅如此,科研、職稱、教學乃至結婚生子、養家糊口……本來『釘是釘,鉚是鉚』的事情,在目前的高教體制下卻發生了復雜的因果聯系。
一種和實際年齡不相符的擔心:健康
『提到寒暑假,做學生時還能玩玩;現在當了老師,日程全部排滿。』今年是林曉東在大學任教的第三個寒假。早在放假前,他就制定了一個周密的『度假計劃』:一個月內寫完一篇綜述、兩篇新論文,還要完成一本書的校對工作。
在大學當老師,一直是林曉東最心儀的工作。為此,他一度認為自己很幸運。林曉東老家在湖南,2004年保研到上海;讀研[微博]後,同批畢業的40位博士生中,他是唯一一位留校任教的。
『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這是黃庭堅《清明》詩中的一句話,林曉東用來形容他對人生的理解,『人生就是一個過程,只要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何必計較那麼多。』
但有一種壓力,卻是林曉東在任職前沒有想到的——『健康』。他毫不猶豫地吐出這兩個字,這份擔懮和他的實際年齡不相符合。
上個學期,林曉東身邊的同事接二連三地病倒,還有人因患惡性腫瘤去世。這些消息讓他害怕。除了體質原因,他私下認為,長期熬夜,常年在高壓下超負荷地工作,這些都是導致同行們免疫力差、容易患病的原因。
現在,林曉東向朋友學習了一門『撞牆功』,在電腦前坐累了,就用腰撞撞牆,緩解腰部和背部的肌肉酸痛。不過,他心裡還有一個『疙瘩』,那就是自己的辦公室。
『可能有些甲醛超標』。林曉東的辦公室是由一間大會議室的改造而成的。大辦公室隔成六小間後,他被安排在中間的一間。記者注意到,辦公室內擺了兩個除甲醛的化學品。『為什麼不放些綠色植物呢?』林曉東無奈地告訴記者:『這裡沒有窗,不通風啊。』
體面工作的另一面:養家很艱難
和林曉東一樣,李旦也是講師,但他卻格外『留戀』辦公室。
李旦任教於滬上一所大學的電子工程系。寒假裡,學生都已放假回家,可他幾乎天天上班,『朝九晚五』,跑學校比平時勤快得多。
『家裡有小孩,辦公室安靜些。』1982年出生的他,頭上已長出不少白發。寫論文和准備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佔據了他寒假的大部分時間。
學校是個清靜之地,有時,李旦躲在辦公室裡,也像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逃避。『學校裡,大家的收入差別不是太大,可走出去看看,和我一樣年齡的,那差別就大了!』
李丹初略算了一本賬:因為要養孩子,一家人每月開銷少說5000元,一年就是6萬;養車去掉2萬,其他雜七雜八加一起,年支出大約10萬元。
今年是李旦參加工作的第六年,根據目前的收入,養家糊口勉勉強強,手頭若再要有一些積蓄,實在艱難。為孩子積攢來日的教育費用,乃父親職責所在,但眼下也成了一樁隱隱心事。同事中,有人已為了高薪而跳槽,投奔企業去了。
林曉東來滬9年,如今拿到手的薪水4000元左右。他也有一本賬:每頓飯在學校食堂解決,花費10多元;平時很少添置新衣服,除掉交通費、通訊費、買日常用品的錢,每個月的結餘大概2500元,一年下來能存下3萬元。『學校提供的房子能居住11年。11年之內買不起房,那麼唯此一途,離開這裡。』
2012年,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廉思曾帶領自己的團隊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對5138名40歲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師進行了一次抽樣問卷調查,結合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調查方法,完成了《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師,經過20來年的苦讀「修成正果」拿到學位,又在與同齡人競爭中獲勝,爭取到一個大學教職時,很多人卻發現自己面臨比原來更大的壓力:外部的、內部的、同齡人的、隔代人的、學生的、老教師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經費、職稱晉昇、學術成果、教學評估、結婚生子,這些本身並沒有關系的詞語,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發生了復雜的因果聯系。』《報告》中,廉思團隊這樣描述青年教師的境況。
林曉東的本科同學,不少人『房子有了,車子有了,孩子有了,發展好的已做到了企業中層。』曾經很以兒子自豪的父母,如今說話也有些變味了。有時,鄰居無意間的一句話就可能傷害到他們。『你兒子是名牌大學老師,家裡應該很有錢吧?』父母聽到這樣的話,難免會在林曉東面前發牢騷。每當這時,林曉東也會想,如果當初碩士畢業聽父親的話去考公務員[微博],現在的生活會不會好一些?但他馬上又推翻了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別人還給你錢,心理應該平衡了。』
教學科研兩頭忙,拿捏平衡不易
《報告》顯示,有72.3%的青年教師認為工作『壓力大』,且最大的壓力來自於科研。由於絕大多數高校把職稱和職務晉昇與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申請課題數等量化指標直接掛鉤,78.1%的受訪者覺得自己從事科研的時間『不夠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介紹,在滬上多數院校,青年教師的日常工作主要包含幾部分:一是完成所在課題組負責人分配的工作,包括與課題相關的科研任務,指導學生修改論文、選課、答疑。二是完成學校安排的工作,包括承擔一定課時的教學任務以及學校的各項評估考核等。三是自我提昇,包括參加學術活動、自主研究。一些青年教師知道,最後一項其實最重要,既關系到職業長期發展,也影響教學質量,但這部分工作短期內不能產生效益。受現有的評價機制所限,沒有經驗缺乏資歷的青年教師很難獨立申請課題,只能通過給『老板』(所在課題組負責人)乾活或承擔教學任務來獲取經費,用於自我提昇,開展獨立科研。
在一些大學,『非昇即轉』或『非昇即走』的政策,也是壓在青年教師身上的重擔。所謂『非昇即走』,是指學校對教研系列的中、初級職務實行有限期的合同聘任制,在聘任年限後仍不能晉昇高一級職務的教師,不再續聘教研系列崗位。要麼轉崗,要麼向外流動。
李旦說,他所在的大學對教師評職稱設有一些『最低門檻』,比如有幾篇代表作,承擔過國家或省部級項目的負責人,拿過自然科學基金。已經工作6年的他曾兩度向『老板』提交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但均未獲批准。『寫申請書很費時間,短則2個月,長則半年。因為我要介紹研究意義和研究方法,既要與以前的研究關聯,也要找出創新點,很費腦筋。』
『大家都報基金項目,專家評的時候,一個上午要看一百多份材料,速度非常快。所以能不能評上關鍵看題目好不好,開頭幾段論證得漂不漂亮。』林曉東在中文系任教,他認為,文科的基金評審往往是看研究者『想』得如何,而非『做』得怎樣。他說,基於評基金需要『碰運氣』的現狀,他目前不敢也不能在科研上『押寶』,更多的精力還是用於教學。
曹東勃的想法與林曉東不謀而合。今年是曹東勃在華東理工大學[微博]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承擔公選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外,他還為研究生講授專業選修課《經濟哲學》。『青年教師多半是想把課上好的。沒有哪個青年教師一進校就說,「我根本不在乎學生的評價,只搞研究就行了。」因為職業生涯纔剛剛開始,站住講臺,把課上好,一個教師的大後方就穩固了。』
曹東勃還記得工作第一年的情景:80%時間用於教學,20%時間做科研。他2010年7月畢業,9月就要上講臺,同時講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兩門課。除去到山東農村調查的15天,兩個月的暑假只剩一個半月可以備課。『第一次備課時間不夠用,當時只搞了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課件、教案,勉強做完一半。最緊張的時候,這一周的課剛上完,就要馬上制作下一周的內容。』
過去這一年,曹東勃在農村駐村調查了60天。他坦陳,以前教學壓力大的時候,根本抽不出這麼多時間,現在投入教學的時間逐漸減少,但學生評教的分數卻在逐年提高。曹東勃授課的四個班,前兩年每年只有一個班的評價在90分以上,今年,四個班的評教分數都超過95分。
『催人奮進的壓力』,遭遇功利的評價體系
華東師范大學[微博]歷史系副教授瞿駿已在高校工作六年。他覺得,青椒壓力不小是事實,但壓力也有類型之分。比如,青年教師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但在工作崗位上,除了教學和科研重擔,上有學問淵博的教授,下有渴望知識的學生,這些也應該算是『催人奮進的壓力』。
瞿駿曾赴國外訪學。他說,歐美學術界實施的是精英化教育,拿博士學很苦,尤其在美國,用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時間拿一個學位是家常便飯,同時,大學教職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可一旦獲得教職,特別是終身職位後,教師基本可以心無旁騖地做學術研究了。在我國,青年教師相對而言基數龐大,入職後的競爭特別激烈。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0年底,我國高校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人數已超過86萬,佔全國高校專職教師總數的63.3%。
幾乎每一位接受采訪的青年教師都認為,現有的考評體系和方式過於功利。本想安於治學,做些『良心活兒』,但這些若以量化指標來衡量,都顯得是在做無用功。
林曉東最近半年埋頭點校,整理古籍,為其添加標點、校正文字。很多人一聽,覺得他傻。一方面,做這類基礎的工作無法獲得學術地位;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點校是『雕蟲小技』,點對了,應該的,稍微錯一點,就是水平能力有問題。眼下,一本古籍剛點校完,林曉東沒拿到一分錢,換來的只是自己心頭一樂。
『不考核肯定不行,缺少外部約束機制,高校會墮落;但是,不能讓考核把人考得煙熏火燎,把大學考成一個速生雞的養雞場。』做一名大學教師,應該是『發現興趣、呵護理想』的過程。可青椒們也感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教書做學問不僅要耐得住清貧,還要有一些『投機取巧』應對考評的能力,讓自己『活』下去——對很多人來說,這真是太難了。(注:文中林曉東、李旦為化名)(實習生楊傑黃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