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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後,全國各地中小學校的春季運動會密集舉行,同時,學生體能測試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相應的,媒體上又出現了“運動會上小學生大面積暈倒”、“浙江溫嶺一初三男生體育課上猝死”等新聞,再一次引發了輿論對中小學生體質下降的擔懮。
近十幾年來,這樣的擔懮經常出現,警鍾不斷敲響。我國青少年體質連續25年下滑已是不爭的事實,必須重視和加強學校體育工作業已成為教育界的共識。
作為長期關注學校體育工作的專家,首都體育學院副教授劉海元說,《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稱,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而體育已經成為這一進程即“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中那塊最令人尷尬的短板,“再不抓緊,‘胖墩兒’和‘近視眼’甚至會成為制約‘中國夢’實現的關鍵問題。”
我們的政府已經意識到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去年10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教育部等部門《關於進一步加強學校體育工作的若乾意見》(以下稱意見),因為這是2012年國辦下發的第53號文件,所以又被簡稱為53號文。意見對學校體育工作進行了部署和規劃,並提到“各地人民政府要認真履行發展學校體育的職責,將學校體育發展納入本級政府年度工作報告”。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作為學校體育工作的直接領導和管理者,一些地方政府並未把這項工作提到“落實”甚至是“寫進文件”的高度。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期調查統計發現,在2013年各地政府相繼公開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很難找出“體育”、“學生體質”這樣的字眼。
除北京外,沒有一個省級政府在工作報告中提及學校體育
中國青年報記者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不含港澳臺)的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統計顯示,只有北京市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了與學校體育相關的內容。該報告提到:“保障中小學生每天鍛煉一小時,切實提高學生健康素質”,這是該市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未提及的內容。
在其他30個省級行政單位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被單獨提及並分別展開描述,而“異地高考”、“校車安全”等當下的教育熱點問題也受到了一些地區的重視,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但就是不見“學校體育”或是“學生體質”的蹤影。
至於地市一級的行政單位,其政府工作報告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出臺,全國各地隨即掀起一股“陽光體育運動”熱潮。幾年以來,除北京市外,天津、江蘇、上海、浙江、重慶等地一直是被教育部門和媒體稱為實踐陽光體育的“積極分子”。然而,中國青年報記者查閱這些省份地市級政府的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時卻發現,僅有兩個地區提及了與學校體育或學生體質相關的內容。
在上海,在本級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學校體育的只有普陀區和徐匯區兩個區政府,而該市其他15個區縣則是只字未提;在江蘇,記者查閱了13個地級市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無一份提及校園體育;而天津16個區縣中已經對外公布的13份政府工作報告、浙江省11個地級市中已經對外公布的9份政府工作報告、重慶市38個區縣中已對外公布的25份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未涉及“學校體育”或是“學生體質”等內容。
在中部地區,中國青年報記者選取教育資源相對豐富的湖北省作為統計對象。湖北省共17個地級市,這17個地級市也毫無例外地均未將學校體育工作納入201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而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西部地區,以廣西壯族自治區14個地級市為例,在已經對外公布的13份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未提及學校體育的內容。
至於縣一級地方政府,以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101個區縣為例,中國青年報記者從各個縣政府官方網站找到65份政府工作報告,也未發現有提及學校體育的內容。
截至4月23日,在未公示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地市和縣級政府單位中,記者隨機抽取了幾個縣級政府致電詢問。其中,天津寧河縣政府表示報告還在領導審批中,至於有無提及學校體育,對方則稱“暫不方便對外透露”。
納入政府工作報告意味著行政“強制性”支持
把學校體育納入政府工作報告有何意義?劉海元說,這是政府的一種姿態,如果一向以宏觀把握國計民生大事為主的政府工作報告開始操心起“每天校園鍛煉一小時”這樣具體而細微的事情來,其推動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更進一步說,在當今的中國話語體系裡,載入政府工作報告就意味著需要被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換言之,“需要給民眾一個交待”。
劉海元記得,2011年3月,“惜字如金”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話:“保證中小學生每天一小時校園體育活動。”
次日,他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報道中看到這樣的表述,“這項曾被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共青團中央等部門多次強調的議題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將校園體育工作上昇到了一個新的政策高度。”
隨後,教育部牽頭各省市,“馬不停蹄”地行動起來。2011年7月,教育部發布《切實保證中小學生每天一小時校園體育活動的規定》(以下稱《規定》)。印發的通知中也明確表示,“這是對《政府工作報告》所提要求的貫徹和落實。”
《規定》還針對中小學生的不同情況規劃了具體的體育課時數,規定了課間體育活動和課後集體鍛煉的時長,同時要求各地區的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建立社會監督、科學評價和獎勵問責機制。
在劉海元的印象裡,“陽光體育”成了社會上的熱詞就是在2011年,那一年,教育部門常常召開電視電話會議、聯合各地區舉辦體育比賽、組織開展成果展示。當年的六一兒童節前夕,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專門到北京的一所小學與同學們一起上體育課,向社會表明了政府重視學校體育工作的決心。
在此次記者調查的地市一級政府中,上海市普陀區是其中一家將學校體育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的。該區教育局辦公室主任錢俊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也提到“納入政府工作報告的意義非凡”:“把陽光體育運動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這和僅僅靠教育系統自己去做體育工作相比效果是不一樣的。政府明確地表達自己的重視,並用政府工作報告去引導下面的工作,這在落實上會更有力度一些。”
該教育局基礎教育科工作人員高薇華則向記者透露了更為具體的“意義”:學業上的壓力,讓學校和家長對體育“很不重視”,通過政府整體的把控,采取行政手段出臺政策、文件,可以在現階段“強制性”地推進這項工作。
相應地,那些未將學校體育納入工作報告的政府,則顯得“不夠重視”。湖北省政府辦公廳研究室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沒有聽說過53號文件”,談及體育重要性時說,“政府工作報告不可能那麼細致的,要推進一個工作可以通過很多途徑,不一定要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沒有寫入文件要反思,經常寫入文件也值得反思
從最簡單的邏輯來講,政府將學校體育納入工作報告,就意味著對其有了一定的責任和義務。
教育學者熊丙奇曾專門撰文談及這一問題,他說,政府對體育一個重要的責任就在於要加大對學校體育設施、場館的投入,解決學校體育設施匱乏的問題。在他印象裡,多年前,教育部就曾要求要確保中小學生每天鍛煉一小時,可是這一措施卻在很多地方難以落地,原因在於不少學校缺乏體育運動的場地,最終導致不少地方的每天鍛煉一小時成了形式。
這一點,對那些未將學校體育納入工作報告的政府來說,值得反思。
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熊丙奇說,把體育寫入文件,或者說以文件形式來改革教育問題的做法,同樣值得反思。
就以把體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報告來說,如果沒有更為具體的措施,也很難執行下去。高薇華告訴記者,“如果沒有具體的辦法,學校和政府永遠是脫節的。”
她以一項名為“游泳專項”的活動為例,如果發一個空的文件,下面學校會沒有方向去執行,結果很有可能就“不執行”;但如果工作成立了專項經費,先試點,再推進,那麼就能落實下去,“如果再根據區游泳場館的資源狀況,分成集中推行和分散健身的模式,就更符合實際情況”。
當然,談到更大層面的問題,高薇華也不甚樂觀,比如,育人為本這樣的口號,即便出臺再多的政策和文件也很難落實,因為,這是通過行政手段“做不到的”,“你能改變中考高考的政策,但改變不了社會對孩子學業和人纔錄用時的評價標准。”
根本的解決辦法,或許還是落實並擴大大中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熊丙奇說,我國大中學校的學校體育被邊緣化,除了受目前的應試教育體系影響外,還與學校沒有辦學自主權有關,學校的辦學就圍繞各類行政指標轉。而中小學的情況就更嚴重,學校的辦學就圍繞昇學率轉,另外校園安全也是考核校領導的指標,在應試教育與安全責任的雙重壓力下,學生被“圈養”,體育鍛煉的時間被嚴重壓縮。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體質下降不可避免,不納入考試,體育被邊緣化,納入考試,體育將應試化,就如語文、數學等學科的教育,都已經被應試扭曲一樣,體育測試提高不了學生的體育興趣,也難以整體改變體質狀況。熊丙奇說,“要徹底改變學校體育的地位,就必須給學校更多的辦學權。”邱晨輝魏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