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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半數學生寫作業時間超過1小時超六成中小學生接受各種課外培訓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書包,疲憊地走向學校或是形形色色的課外輔導班。這是個在中國家庭中並不陌生的場景,在今年“兩會”上,曾被北京師范大學(微博)副校長葛建平委員苦澀地喻為“小馬拉大車”。“為孩子減負”,也因此成為公眾不斷高漲的呼聲。
今年3月,各地教育部門紛紛對學生在校時間、考試次數、作業量等作出明文規定,力度之強硬、態度之堅決,被稱為“史上最嚴‘減負令。
5月30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形成自全國31個省份中小學生、中小學教師及家長的4701份有效問卷的《國內中小學“減負”情況調查報告》。
報告顯示,“減負”後約有22%的學生課業負擔“明顯減輕”或“有所減輕”,近半數(47%)的學生課業負擔維持原狀,31%學生的課業負擔“有所加重”和“明顯加重”。
據介紹,為衡量“減負”政策對中學生和小學生分別有怎樣的影響,課題組將中學生和小學生的課業負擔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顯示,盡管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維持原狀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小學生在課業負擔“明顯減輕”“有所減輕”的比例大於初中生,而初中生課業負擔“明顯加重”的情況多於小學生。也就是說,相對於初中生來說,小學生的“減負”效果略好。
此外,在對不同地區“減負”的實施效果的觀測中,課題組將六個代表省市(北京、上海、安徽、湖南、甘肅、重慶)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變化情況進行了比對。結果顯示,北京課業負擔減輕比例最高,有60.5%的學生表示“減負”後課業負擔減輕了;上海課業負擔減輕比例最低,為16.1%。而課業負擔加重比例最高的為湖南,有35.5%的被調查學生表示“減負”課業壓力不減反增。
“即便是‘史上最嚴’,效果也不好說。”對於這樣的結果,有家長表示並不意外,“剛開始是興奮,後面就是惶恐,大把的課後時間交給咱們,反而不知該怎麼辦了。況且,光是減輕負擔效果不明顯啊,考試難度、錄取分數線依然沒變。”
初中生的作業壓力要大於小學生
課題組同時對學生完成家庭作業用時進行了調查。
報告顯示,完成家庭作業用時在30—60分鍾的學生比例最高,佔整體樣本的34%,還有23%和32%的學生分別每天需要60分鍾和90分鍾以上來完成作業。就小學生而言,完成家庭作業時間在30—60分鍾的比例最高,佔小學生樣本的41%;初中生完成家庭作業的時間在90分鍾以上的人數最多,佔初中生樣本的49%。初中生的課業壓力要大於小學生。
而在課題組調查的六個代表省市中,中小學生完成家庭作業的時間在30—60分鍾的居多,上海市是完成作業時間在90分鍾以上所佔比例最高的地區。幾乎所有代表省市都有超過50%的小學一二年級學生需要完成家庭作業,就連北京這樣有明確規定的地區這一比例也達到了52%,而在湖南和安徽兩個省份,這一比例已突破90%;同時,所有代表省市都有一定比例的初中生完成家庭作業的時間超過90分鍾,其中重慶這一比例最高,達到78%,而在北京盡管有“減負令”的約束,但這一比例仍然高達60%。
課外培訓佔用學生時間
此前“最嚴‘減負’令”一出,就有專家預言,“每當教育部門要求學校減負,最高興的就是社會培訓機構了,前去報名的家長更加踴躍。”
這個預言在此次報告中再次得到驗證。
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學生中,“從未參加培訓”的有41%,每周參加培訓時間在1至4小時之間的學生有45%,課外培訓時間超過10小時的有2%。同時,盡管大部分被調研學生完成課外作業的用時在60分鍾以下,但仍有7%的小學生和18%的中學生完成課外作業的時間在90分鍾以上。
報告同時強調,代表地區的中小學生“沒有課外作業”和“課外作業用時少於30分鍾”的均超過半數,明顯低於完成家庭作業的用時。
“學校教育僅僅是整個教育中的一個環節,當我們僅僅給學校教育減了負,而同為教育環節上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沒有相應的措施跟上,其結果只能是把其他環節的功能也異化為學校教育。”“減負令”下,面對課外培訓市場“高燒不退”,有專家如此評述。
減負工作亟須加大監管力度
盡管重拳出擊後,治理效果不盡如人意,但每次“減負令”的發布總能吸引公眾關注。此次課題組就“公眾對於‘減負令’最關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無論是學生、家長還是老師,對‘減負’問題的關注都集中在政策執行的有效性和長期性上,如何將‘減負’問題落到實處並長期執行是關鍵。”課題組相關負責人表示。
報告顯示,在五項最受關心的問題中,提及率最高的是“希望政府加強減負的監管力度”,為2391次;其次為“擔心一陣風過後又是老樣子”,為1855次。而“希望能夠有效控制課外培訓”“擔心作業減少,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績”“學校減負了,家長反而在給孩子加負,結果還是沒減輕”等分別為1515次、1215次、1214次,也代表了相當多家長的懮慮。
不少家長反映,“減負”如果只是一味“單兵突進”,未來仍難成功,“只有當減負形成一種社會認同的機制,纔能真正讓學生、家長、學校放心減負”,有關專家強調,除了繼續推行包括教學內容、方法、評價等在內的新課程改革外,還需招生錄取制度的配套改革,並須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