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雲"客戶端 |
|||
“你們TAFE學院畢業以後發什麼證書,發不發專業資格證?”“不是很清楚。”日前,教育部職教中心研究所國際合作與比較教育研究室主任劉育鋒,在國內一所中澳合作辦學的TAFE學院進行隨機調查,幾名學生與老師的回答讓他哭笑不得。
按照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理念,TAFE學院的學生學什麼專業,拿什麼證書,畢業後從事什麼工作都是非常清晰明確的。調查結束後,劉育鋒給校方提出建議:“中外合作辦學不是在教學樓裡多放幾張沙發,教室裡多擺幾張桌子,走廊裡多掛一些宣傳畫那麼簡單,需要在制度層面進行創新。”
將近一半的中外合作項目缺乏實質性內容
近幾年,國內高職院校都意識到必須進行改革、創新,要改革創新就要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可是,一說學習、考察,就是美國社區學院或者澳大利亞TAFE學院,這種唯美國、澳大利亞模式是瞻的現象令人懮慮。
因為,我國的中等職業學校、高等職業院校分別只能提供中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而澳大利亞TAFE學院作為一種學校的形式,既可以提供一級至四級職業資格的課程,也能提供職業教育研究生等高級文憑課程,相當於中國每個層級的學校、不同層次的學歷全提供。
美國社區學院與中國的高等職業院校也不一樣,其有三種功能:第一種功能是提供我們所說的職業教育,第二功能是提供普通教育課程,第三種功能是提供閑暇教育與興趣課程。美國社區學院的職業教育也像澳大利亞的TAFE學院一樣,提供初級、中級到高級課程。
“德國雙元制是一種辦學與教育模式,澳大利亞TAFE學院和美國社區學院是一種學校的形式,現在國內很多高等職業院校還沒有弄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就在一窩蜂地上馬。”劉育鋒研究員說。
對於這種現象,寧波市教育局副局長陳文輝也深有同感。“在一次哈佛大學中美校長論壇上,中國高等職業院校長發言中的一些詞語,連英語翻譯都無法翻譯出來。”
教育部職教中心研究所的一份新世紀以來的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報告也證實,近年來,職業教育的國際交流活動很多,但是,實質性的合作並不多。據統計,自2000年到2011年,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活動有861個。其中,國家層面的佔15%,省市層面的為8%,職業院校層面的佔77%;與歐洲開展的職業教育與合作活動最多,佔活動總數的50%;其次是大洋洲,佔活動總數的23%。
以新世紀前十年374個職業教育重大國際合作與交流項目為例,德國達到102個,澳大利亞為81個,美國18個。其中有12%是簽訂合作協議,26%屬於合作辦學,16%開展合作項目,46%屬於一般性交流與訪問。
合作辦學不是搭一個平臺把學生送到國外那麼簡單
某高職學院中外合作辦學的TAFE學院采取“2+3”模式,即學生前兩年主要以通識課程與專業基礎英語課程為主,後三年主要學習澳大利亞提供的核心專業課程。
“英語佔那麼大的權重,職業院校學生能學得好順利畢業嗎?難道將來會在澳大利亞工作?”陳文輝說,目前一些中外合作的TAFE學院在設計課程體系時還是考慮把學生送出去,到澳大利亞上本科。
可是,這些中外合作TAFE學院的學生畢業以後不是在澳大利亞就業與工作,還得回到中國發展。那麼,他們所學專業與中國區域經濟、行業企業結合度問題,職業教育本質屬性的工學結合、校企合作培養,以及收費等問題如何解決?顯然,辦學者並沒有充分考慮這些問題。
從上世紀80年代我國與德國進行“雙元制”試點合作開始,中國職業教育中外合作項目走過了3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引進世界先進職業教育理念、方法與經驗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作為一種制度的試點,不能說是成功的。”劉育鋒表示,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與經濟背景,以及一整套完備的制度,這些條件我們國家並不具備,難免面臨水土不服的境地。
山東濰柴職業學院院長丁建慶說,學院前身是1979年建立的一所技工學校,1989年成為全國首批引進德國“雙元制”辦學模式的職業院校。不過,同一批試點的部分學校因堅持不住半途而廢了。
中外合作辦學從教育理念與課堂教學形態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對此,中國高等職業院校准備好了嗎?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主任吳雪萍說,她在參加意大利與中國職業教育合作對話過程中發現,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不是把學生當作一個勞動工具來訓練,而是強調一個人的全面發展,把學生發展擺在第一位。
“職業教育要講究就業,但不能把就業作為唯一追求的目標。”教育部職成司原司長楊金土表示,年輕人在職業院校學習生活三五年,要為今後三四十年的工作、生活打下堅實基礎。
因此,職業院校要協調解決好學生發展的六個關系,即解決短期學習與長期工作、生活的關系;職場表現與學習能力的關系;職業院校組織改進與學生個人成長的關系;職業院校學生量的積累與職業教育質的變化關系;學生個性發展與普遍發展的關系;學生埋頭苦乾與人生願景的關系。
現在重復引進一些淺層次的合作項目
“中國職業教育界從上世紀80年開始引進德國雙元制,到現在效仿澳大利亞TAFE學院、美國社區學院,還是處於比較淺層次的合作。”劉育鋒研究員表示,目前高等職業院校中外合作辦學處於散兵游勇狀態,重復花錢引進商務、會計、法律等三產專業,對國內需求量比較大的一產、二產專業鮮有關注;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數量越來越多,項目質量卻沒有實質性的提高。
據透露,到目前為止,國家制度層面上沒有出臺一個有關職業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指導意見,也缺乏相應的設計、指導與協調機構,沒有統一機構與國外進行對等談判,從而出現中國高等職業院校對國外某些職業教育項目不斷付費引進的現象。
德國、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有著歷史的延續,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各有千秋,很難說哪個國家的職業教育模式最適合於中國。中國教育學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原校長鍾秉林認為,在教育國際化過程中,中國職業教育要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的辦學理念、管理理念與成功經驗。
比如,校企合作,關注人的成長與體系構建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可以直接拿來使用的;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經濟激勵機制、教師能力提高、學生指導等則需要進行本土化。
“職業教育發展規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表現不一樣,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的制度與方法進行本土化。”劉育鋒舉例表示,學生本位的特色之一就是小班化教學。雖說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GDP還是比較落後,如果要對3000多萬職業院校生進行小班化教學培養,校捨面積、師資力量與設備裝備都要翻一番,國家財力將不堪重負。
對於職業教育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不能寄希望於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引進“核心課程包”、“資格培訓包”就能迎刃而解。陳文輝認為,要建立中外合作辦學及課程建設指導機構,對高等職業院校中外合作辦學人纔培養目標與學生培養全過程進行系統設計,對課程引進、消化、吸收與創新,纔能最終實現國外先進教育資源本土化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