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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性教育,誰沒准備好?
性教育不是出了問題再講,而是越早開始越好
其實,對於坐在臺下的老師而言,“不會講”是一個普遍存在的擔心。
“孩子以前從來沒有接受過這些,現在給他們講,還不得炸了鍋啊。”一個小學六年級的老師說。另一個打扮時髦的小學女老師告訴記者,雖然目前針對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頻現報端,但在她所在的學校,預防性侵犯的知識並沒有被單獨強調,而是“和安全教育一起講的”。在深圳,計生服務中心的陶林也發現,當三年級的小學生被問及“文具店的男老板把兩個小女孩帶到無人的樹林中會發生什麼”時,大多數給出的答案是“吵架”、“打架”、“綁架”、“殺害以後把器官賣掉”……很少有人意識到可能會被猥褻。
作為北京市中小學性教育大綱總課題的負責人,張玫玫理解老師們的顧慮。在大綱設計之初,她曾設想把關於異性身體的展示和講解安排在小學五六年級,但發現上課的時候男生女生都低著頭不敢看,甚至還有人羞紅了臉。於是,這門課程的開設時間被不斷提前,最終發現,當面對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時,這樣的問題不復存在。
“這個年齡的孩子還沒有受到成人社會的影響,不會出現‘談性色變’的情況。”張玫玫解釋,“性教育不是出了問題再講,而是越早開始越好。”
實際上,在濟南,當性教育課程真正在學校開展時,人們纔發現,這個至今仍然讓有些成年人聞之色變的話題,對於孩子們來說,其實並不顯得太早。
10月28日,當張林曉還在准備她的性教育課程時,另一節針對小學六年級學生的性教育課程正在進行。
這節被取名為“莫名我就喜歡你”的課程,主要幫助學生處理青春期的兩性關系問題。看起來,當老師要求男生女生站在臺前互相拉手捏肩時,孩子們會因為羞澀而對異性同學故意加大力氣,而當老師在黑板上寫下課程名稱時,後排一個個子不高的男生還悄悄問同桌:“莫名是誰?”
但是,當老師讓學生們偷偷把橡皮丟進一個寫著“Yes”和“No”的信封,來表示自己是否有暗戀對象時,在這個有著45名學生的班級裡,寫著“Yes”的信封中收集了27塊橡皮。
而據講授這節課的老師康悅介紹,這還不是她在這個信封中收到橡皮最多的一次,最多時數量會超過30個。
“我們總覺得孩子接受不了,其實不是孩子有問題,是我們自己心理有問題。”當地一直進行性教育推動工作的歷下區心理教研員馬莉告訴記者。
在方剛的培訓課堂上,為了打消老師們對孩子接受不了的擔心,他提起了一個聽起來像是笑話的例子:一個小學生問父母,我是從哪裡來的,父母像大多數人一樣回答,撿來的。後來,小孩偷偷寫下:“我爸媽真可憐,好像好久都沒做愛了。”
臺下終於出現了零落的笑聲。
性教育這個東西出錯太容易了,做好太難了
“感覺有很多是被派任務來的,有人打著哈欠,有人乾別的,該笑的地方沒人笑,該記筆記也沒人記。後來我越講越沒精神。”講完第一天的課程,方剛直截了當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實際上,這恰如性教育的現狀——雖然有不少推動者在努力,但並不總能得到人們熱情的響應。
從北京出發之前,方剛得到的消息是,兩天半的時間裡,將有超過1000名老師參加培訓,那將是歷下區所有中小學的班主任。但是剛下火車,他就被告知,1000人的培訓被改成了200人——全部班主任的培訓改成了部分班主任參加的輪訓。
但這樣的改動並沒有讓方剛太過介意。因為這次在濟南獲得區教育局支持的性教育推廣,對方剛來說已是遇到過的最高級別了。在此之前,他在南方一座城市裡同樣預計耗時兩天左右針對老師的培訓,在拖了將近兩年後,最終變成了一場專題報告會。
張玫玫也告訴記者,雖然作為一個科研課題,北京市的性教育大綱設計目前得到市教委的支持,而且加入課題的學校實際運行情況也“相當不錯”,但對於這項課題結束後是否能得到教育局下發的一紙公文,在全市范圍推廣,她還沒有把握。“這得看領導的想法,有時候換個領導就換一種想法。”張玫玫笑了笑說。
就在2011年,當課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一本叫做《成長的腳步》的書推出時,因為裡邊詳細講解了精子和卵子的結合,並提到性交的過程,而被認為是“淫穢黃色作品”。為此,北京市教委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澄清這本計劃當年9月份在北京定福莊二小試用的書,“並非北京市的試點教材”,“僅僅是一項性教育研究課題的中期成果”,而且,“北京市目前沒有性教育教材的編寫、試點、推廣計劃”。
“那只是男女摟抱在一起,關鍵部位還蓋著被子呢,如果這種圖片都不能放,那怎麼跟孩子講解什麼叫性行為,什麼叫強奸,性教育還怎麼做?”提起這個事情,深圳市計生服務中心主任陶林有點激動。
而他負責編寫的那本性教育教材,也曾因為頁末附有患性病的生殖器圖片,而遭到家長投訴。這本被定位為“讀本”的書,初版印的兩萬冊,用了4年時間依然沒有賣完。
“性教育這個東西出錯太容易了,做好太難了。”一位在北京堅持了3年性教育的小學校長告訴記者。
其實,如果追溯起來,“性教育”被正式提出的歷史,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短。1988年,原國家教委和計生委就聯合發出了《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性教育的通知》。而在2012年由教育部修訂後發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中,也要求學校開展包括“青春期教育”在內的心理健康教育。但這並沒有給性教育的尷尬境地帶來多少改變。
“教育部不能直接管中小學,中小學歸各省區市教育廳管,在這個行政體制下,沒有一個官員或者老師願意冒這個險,何必呢?”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開展性教育的學校,都是憑著老師的積極性,校長的責任感,體制上沒有保障。”
作為其中一名“有積極性”的老師,同時擔任濟南歷下區教師進修學校副校長的馬莉告訴記者,大約3年前,由於自己的孩子即將上小學五年級,她越來越感覺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並准備到上海去聽一次與此有關的講座。當她向教育局相關負責人申請帶上兩名心理健康教師一起去時,卻得到了否定的答復。因為領導表示,如果再找其他老師就必須由教育局出面下發公文,但“總不能把性教育直接寫進公文裡吧”。
“別人看見前面是條河,往往就在河這邊觀望,考慮是趟過去,還是坐船過去。但我不是,我看見前面有條河,脫鞋就往裡走。結果發現水根本不到膝蓋。”馬莉如此總結她當時的狀態。
而當記者問及濟南的性教育推廣是否會中途夭折時,這位瘦瘦的女老師沒等記者說完,就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歷下區不會做這種事情。”稍微緩了口氣,她又補充道:“雖然我沒有面對面向領導匯報過我們在進行的性教育,但所有的通知、圖片,領導都會看得到。領導到現在還沒找我談,沒說不行就代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