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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人文學科的學子們如何接地氣
學生們在莞城敬老院第一任院長彭坤仔家中采訪。資料圖片
“東莞可能是承受最多偏見的中國城市。”近日,由中山大學中文系調研團隊集體采寫的《東莞人:講出自己的故事》(以下簡稱《東莞人》)一書研討會在廣州舉行,該書的副主編、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胡傳吉介紹,師生們走出大學校門,牽手地方政府,用講故事的口吻,向社會“傳達有文化的東西,感受文化的體溫”,進一步弘揚歷史文化,為城市未來的發展建言獻策。
校地合作
學生調研穿街走巷,“挨了悶棍”也成長
最近兩年,隨著旨在提昇國家創新能力的“2011計劃”出臺,協同創新成為國內高校緊迫的任務。作為傳統上“拉不動GDP”的人文科學,如何“接地氣”,參與協同創新?這成為擺在國內高校人文學科面前的一道難題。
《東莞人》一書是由中山大學中文系與東莞莞城區開展校地合作、協同創新的結晶。該書的主編、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李煒說,此次以中文系師生組成的調研團隊,深入莞城街區開展實地民俗田野調查,用中文人“獨特的視角和敘述表達方式”,采訪當地普通老百姓實實在在的感人故事,采訪對象超過100人。從前期准備、采訪到後續的整理核對,整個過程耗時將近一年。采訪對象多是土生土長的東莞本地人,對於東莞故事,他們有著最真實鮮活的珍貴記憶。根據錄音,師生們整理出約77萬字的《東莞人》,是充分“接地氣”的“文化產品”。
這一步邁出學校,走進東莞,師生們付出了很多。李煒傾盡全力,整合了校內外資源:為了彌補中文系學生方法論的欠缺,他請中文系民俗學教授劉曉春一起設計、研討調研方式,並對同學們進行輔導;請中文系副教授胡傳吉做總領隊。李煒還借助校友資源,請東莞莞城區牽線,逐一敲定“刁鑽而稀奇古怪的”采訪對象。
2013年7月,在“惡補”了莞城歷史、采訪技巧和田野調查方法後,在中大中文系3位教師帶領下,該系從大一到研二的11名同學趕赴東莞。調研一直持續了兩個月,10餘名師生分成6組,每組2?3人。按照建築街道、莞城人和民俗風情3個主題,小組成員們每天穿街走巷,調查了各個行當、總數近100人的生活史,包括企業家、退休革命家、水利局退休乾部、中學老師、中心小學校長、莞城體校老師、NGO機構、殘疾藝術家和普通市民等。
當親歷第一次采訪時,這幫初出茅廬的大學生還是直呼“像是被打了一記悶棍”。“90後”謝冠琦是調研隊員中年齡最小的,她的第一位受訪者是自力更生的殘疾人伍志強。伍志強似乎不太願意分享他的故事與生活,總喜歡用一兩句話含糊帶過。同學們的首戰敗北,卻盡在胡傳吉的預料中。“一開始安排采訪殘疾人,就是給他們設個難題,給學生打一記‘悶棍’。”胡傳吉認為這有利於鍛煉大家迅速轉換角色。一次次采訪下來,讓這群平日裡整天與書本打交道的大學生快速地成長起來。
開門辦學
找到介入社會改革與提昇德育水平的路徑
當調研結束時,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這是一次能“很好證明自己”的經歷。調研讓大家學到了書本上沒有的團隊合作。這次實踐,也讓中文系師生收獲了信心,證明中文人也是“接地氣”的人。
其實,這種人纔培養模式的創新,在中大中文系已經不是第一次。早在20多年前,因痛感學生筆頭不過硬,讀書思考不夠,時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黃天驥教授在中大中文系立下規矩:大一新生1年內要寫100篇作文;大二要寫8篇讀書報告。此舉從1986年起一直堅持到現在,並形成本科4年內每位學生都有特定教師指導的“全程導師制”。如今的“校地合作”是這一制度化措施的合理延伸,適度強調了實踐訓練。
如今,年近八旬的黃天驥教授對這次參與調研的學生們豎起了大拇指。在他看來,這是對中文系教育和人纔培養的創新。盡管同學們的知識儲備還存在一定的學科局限,但這次鍛煉讓中文系學生全方位浸潤了中文學科、社會學和民俗學的知識,這非常符合學科交融的教育目的。
黃天驥說,“90後”大學生跟過去“文革”後“老三屆”畢業生不一樣,“老三屆”學生從社會進入大學,“90後”學生一直從一個校園到另一個校園,最後從大學進入社會,相對而言缺乏實踐經驗。因此,實踐教學對“90後”學生尤為重要。
中大中文系教授董上德認為,實踐教學構建了大學課堂與社會課堂的互補關系,而德育教育是實踐教學的意外收獲。“90後”學生大部分是獨生子女,有的缺乏團隊合作的精神,但參加調研團讓他們心態快速成熟,珍惜同學間的情感,並從被采訪人身上學到奮斗、吃苦耐勞、熱愛家鄉等優良品質。團員文淑賢說:“因為調研的時間緊、任務重,很多時候都是一天兩場采訪,整個調研下來,團員們不僅練就了一番高效采訪、速戰速決的絕技,而且感受到一個團結的團隊的力量與溫暖:我們是‘一隊人’,而不是‘一堆人’。在本次實踐中,我培養了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團隊合作能力以及協調應變能力。”
在策劃人李煒看來,這次調研出書,是一次實踐教學的成功案例。讓中文系學生特別是本科生參與社會調研,服務地方文化建設,正是找到了介入社會改革及思想文化建設的路徑。華南師范大學文學系主任陳建森教授評論說,類似中山大學中文系這樣“開門辦學”,在全國應成為一種潮流。
實踐教學
實踐“有用之學”,制度化基地化的有益嘗試
在校學生如何更好地走出“象牙塔”,服務社會?李煒說,中山大學把介於上學期與下學期的“小學期”用來進行實踐教學,並把它制度化,進而基地化。
東莞基地項目的完成獲得了多贏的效果:從莞城區來看,不僅為自己也為整個東莞做了件很接地氣的事,無論對重塑形象還是對下一步如何在文化建設上大做文章都很有利;而對於參與此次項目的同學而言,他們的收獲遠大於他們的預期。校地合作項目本身就是創新之舉,沒有什麼前人的經驗可以挖掘,一切都需要靠團隊十幾個人一步一步去探索。團員們以行動向外界證明:他們不是只會在書齋裡整天吟詩作對不食人間煙火的書生,他們也可以接地氣、說真話、乾實事。中文系總會被認為是無法介入社會的“無用之學”,此次文化調研中恰恰證明中文乃“有用之學”。
李煒說,有的團員從本科到研究生,從未曾真正的走出象牙塔,接觸社會,服務社會。而這次文化調研活動真正讓他們走出校門,與地方政府合作,實現了教學模式創新。團員丘梓嫻說,平時接受知識的渠道,多是通過課堂和書齋,更多的是徜徉在作品的世界裡,而此次文化調研離開課堂,深入生活,體會到了一種鮮活的研究模式。丘梓嫻感嘆道,一輩子活在書齋裡,便一輩子只能走近文化。而這次實踐經歷,讓她走出了書齋課堂,走進傳統文化。
中大人類學系周大鳴教授說,實踐教學是一個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話題,這次中文系創作《東莞人》這本書,確實給文科生實踐教學作出了榜樣,當然也包括百篇作文等一些其他的實踐成果。在東莞項目中,學生們能將自己在課堂上學到的寫作技巧和知識都用上,這是一個很好的實踐和教學相結合的案例。同時,也加深了學生對社會的認識、提高了自身素質。(本報記者吳春燕)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