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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面向全國基礎教育系統進行網絡公開課。他表示,在未來新教材的審定上將降低難度。對於學生減負,明年將對各省所有地市學生課業負擔進行量化排名,並把監測結果向社會公布。教育部,各省、市要分別設立舉報電話和曝光平臺,接受群眾舉報,對『減負十條』規定落實不力、存在違規行為的地區、學校和個人進行查處和曝光。(《京華時報》2013年12月10日)
關於學生減負的呼聲,可謂是年年講日日說,結果往往是只聽到雷聲卻看不到雨點,久而久之,減負就為客觀存在的、大家都知道應該改卻改不了、不再心存寄望的問題—這種對教育改革的失望纔是教育最大的悲哀!
那麼,什麼原因令減負制度淪為空話?筆者以為,根本原因還是教育體制問題!當前高考制度仍然是一試定終身,教師的評級機制仍然是唯分數唯昇學率是論,在這支教育指揮棒下,增加學生學業負擔、填鴨式教學就成了拿分數的不二法寶,如此,誰還敢減負?增負還來不及呢。就算減負制度多麼嚴厲,就算大家都知道減負有一百個好處,但當減負真的落到老師、學生、家長身上時,大概就扭曲成一句美麗的空話了。
毋庸置疑,教育制度改革纔是破解學生減負問題的有效方法之一。教育制度猶如『物質基礎』,基礎打好了、大方向校正了,纔能談學生減負、教材難度降低等『上層建築』。不妨看一例子:近期北京提出小學一、二年級不設英語課,羸得一致掌聲之時家長卻轉過身找課外英語培訓機構去了。後來,北京市教委透露:外語考試將不再在統一高考時進行,實現社會化一年多考,英語成績將從150分下調到100分。可以斷言,學校、家長、學生在英語學習上肯定『減負』—在教材上減低難度、學生學業上減少負擔等。所以,要學生減負,不是看減負的制度有多具體、對執行不力者的懲罰有多嚴厲,而是看教育的指揮棒指向何處。這次,北京對英語學習的『減負』就是最好的例證!
回到『學生課業負擔排名』這個話題上,教育部從包括降低教材難度、減少學生作業量等方面要求各地做好減負工作,只能說是看起來很美麗。只要整個教育系統的昇學考試制度不改變,其命運必將如那些曾經美麗的『減負』制度一樣,淪為一紙空文。另外,從『課業負擔排名』制度來身分析,其中未盡完善、值得商榷之處也隨處可見—學業負擔如何量化?以學科的難度還是以學生在校或是在家做作業的時間來計算?書面作業是作業,課外預習算作業嗎?『課業負擔排名』實施之後,假如課業負擔過重的地區其昇學率卻靠前,該處罰還是獎勵?是有功還是有過?以上問題不厘清,就算『課業負擔排名』制度更細致,監管手段更嚴厲,最終的排名很可能就看各地的『包裝』或制度監管者的主觀判斷了,而學校和老師必然避重就輕,將顯性的作業變成隱性負擔放在學生頭上。
令人不解的是,在這次公開課上,劉利民部長曾感嘆:『減負發了幾十個文,減了幾十年,一直沒減下來。』試問:在這幾十個文件之上,再增加一個『學生課業負擔排名』制度,是不是就可以減下來呢?
還是那句:昇學考試制度不改,學生減負只是空談。